论清代前中期外省商人对湖南经济的影响

明代中期以来,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以至在全国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地域商人集团,他们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人集团中,山陕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江苏商人、江西商人与湖南商业结下不解之缘。本文拟通过考察这些外省商人在湖南的经商活动来看它们对湖南经济的影响。一、外省商人在湖南的经商活动上述外省商人因其经营方式,经营特点,资本状…     

民国时期两广贸易交往及其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两广相邻 ,自古交往甚密。民国以来 ,两广贸易逐步增多 ,新桂系主政广西后 ,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两广贸易 ,广东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省。此外广东商人遍布广西 ,成为主要开设商店的外省商人。两广贸易中 ,广东对广西影响较大 ,不仅在经济方面 ,对广西社会生活也产生较大影响     

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广西商会是在外国商会影响下,借鉴外省的经验而成立的,主要职能虽是护商,但在抗日战争中,在鼓励商人投资、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开展献金活动、外争国权、兴学育才等方面都作出较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们探讨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情形,对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由于僻处西南腹地、交通不便等原因,近代贵州在对外交往方面,远远落后于沿海及交通便利的省份。从一八四○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帝国主义已经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贵州却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除了部分早已进入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引起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传教与反传教的纠纷(当时称“教案”),和为数极少的英国、荷兰、法国商品,通过中国商人间接输入贵州外,贵州与     

论清代贵州的协款

贵州是一个穷省,在清代财政收入不能自立,靠外省协款度日。所谓协款,即贵州财政支出不足款项根据清朝廷旨谕由中央或其它省协济。清代贵州协款分两种,一种是定时、定额的协款,通常采取月协和岁协;一种是紧急的不定额的临时性协款,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前一种情况多在承平时期,后一种情况多在战乱时期。清代贵州的协款,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形式,探讨它的产生、发展和特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财政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清代贵州农业、工业都极其落后。由于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厘税收入也很少。田赋、杂课、契税在咸同年间岁入仅二十一万两。加上商税全省岁入为四万六千五百零七两,全省合计岁入为二十五万余两,占     

论外省作家笔下的成都形象

成都有点像大后方的后花园。那些谈论成都风情或借成都抒发性灵的作品,绝大部分出自外省作家之手。外省作家笔下的成都形象是折射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城市与乡村观念、北平与江南情怀、家园和民族意识的菱镜,从中可以洞悉战时知识分子的心灵幽微。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样态。外省作家(他们)按照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取向来想象成都,从中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借此重温故地的记忆,寄托自己的乡愁。成都所具有的旧中国城市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让战时外省作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在成都书写中得到了合理的释放。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明清两代到云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粤、四川、贵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在云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开中和商屯、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崛起的云南商业资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云南社会性质的质变。     

论德莱塞小说创作的外省意识

德莱塞的小说要么以外省人为主人公,要么以外省人的眼光观察社会上的人与事,显示出很强的外省意识。形成德莱塞小说创作外省意识的原因既有家庭背景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外省意识使德莱塞解构了旧的文学传统,建构了新的文风,也使他能够站在局外人的高度来审视社会与人生。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关系探研

冯玉祥集团与河北地区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河北地区时重要人物籍贯遍布河北、山东、吉林、浙江、安徽、贵州等省份.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河北本地人与外省籍生在河北者.如集团核心人物冯玉祥就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其他重要者则有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韩复榘、庞炳勋、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高树勋、邓长耀、张允荣、何基沣、李德全等.这些人不仅官居高位、苦心于权术之争,而且还办了一些对普通百姓有益之事,如建校、办厂、修路、开垦、造林、放牧等.     

试论明清时期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明清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明清之际著名的商人集团就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山东商人、龙游商人、武安商人、宁绍商人、湖州商人、抚州商人、洞庭商人等。这些商人集团活动范围广,几乎无运弗届;经营业务多,可以说无所不包。他们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     

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唐力行教授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以下简称《商人》）是一部全面研究近世商人的学术专著。该书把握商人的发展脉络,揭示商人的发展特色,探讨商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填补了中国商人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空白。《商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该书修订本,随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繁体字本。本文就《商人》的主要特色略作评介。一、架构起商人阶层研究的系统作者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展开的。该书首…     

商人信用与商事立法的互动

商人信用与商法存在同步演变关系,保护商人信用的需要促生了商法,商法反过来促进商人信用的繁荣,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国商人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商法的滞后,既未能为商人提供守信诱因,又未能有效制裁失信行为.解决商人失信问题,需要从商事财产权的保护、信用权的保护、征信法律制度的建立、失信行为的法律制裁等方面完善商法.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活跃着各种商人集团,诸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和广州行商等。这些著名的商人集团,早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然而,与上述商人生长、存在的同时,另一支重要的商人力量也在形成发展,这就是佛山商人。佛山商人以其众多的人数,成功的经营,广阔的活动范围,为明清社会经脐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是,由于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个商人集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收集整理佛山家族谱、乡志、碑刻等材料的基础上,拟对佛山商人集团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作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估价。     

《聊斋志异》与《人间喜剧》商人形象之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与《人间喜剧》中的商人,有共性亦有差别。诸如精明、实干、智慧、贪婪,这是商人的群体共同形象,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笔下的商人形象与巴尔扎克所写的商人形象有汇合点;又由于这些商人形象植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两者的商人形象亦各有千秋。     

国民责任意识与上海中小商人团体力量的集结——以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重点

商人的国民意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兴起、发展及其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积极参加罢市斗争,努力维护社会秩序,成功地履行了商人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商人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增强了,为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后,马路商界联合会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商人的国民角色,开展国民责任自省,增强了商联会的凝聚力,成为动员中下层商人参与国民大会策进会、发起民治运动、组织储金赎路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行动的工具理性,节省了马路商联会的组织成本,提高了商联会的行动力.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马路商联会较之上海总商会更为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

文章认为,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十分突出,表现为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装饰精美、风格华丽;分布广泛,乡土特色浓郁;保存时间长,影响较大。这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商人会馆建筑凝聚着寓居他乡商人寻找失落的乡土宗族情结、渴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宣扬商业伦理道德、塑造“良贾”形象的深刻的文化意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和道德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