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的直觉"——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理论都与这一概念有紧密的联系。"智的直觉"一方面是受了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和骨干。牟宗三主张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而"智的直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信仰与境界:试比较康德与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

圆善问题是康德与牟宗三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对之的阐述和实现方法却不尽相同。康德将纯德的实现视为一假设,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境,并最终以上帝来担保德福配称,使圆善的解决指向信仰;而牟宗三将纯德视为一呈现,将幸福理解为幸福之感,以自由无限心开德福一致之机,实是将圆善归约为一种境界。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其价值皆不在于可操作层面,而是在于以不同方式给不同传统下向善的人们以幸福的希望。     

牟宗三美学思想探论

当代学界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研究较多,但对其审美理论很少涉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生命中有一种“综和的尽气精神”,即英雄的、艺术性精神。牟宗三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改造了康德哲学美学,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美学,认为审美固然是一种判断,但它更具品鉴或赏鉴性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既有洞见,又存在着矛盾。从中国美学角度来看,真、善、美虽各有其独立性,但三者合而为一,“即真即善即美”。三者合一的关键在于善,在于道德之心,即实践理性之心。道德实践之心是主导,是人们建体立极的纲维。牟宗三“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的美学运思,有助于国人确立中国美学的独特品质,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论先秦儒家“善”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对“善”的境界的阐发，具有三个层级：一是以“自足其乐”为中心的一般境界，此种境界追求的“乐”并非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内心的充实快乐，以此实现自我的价值，发挥“善”的潜质，达到理想人格；二是渐次境界的淑世情怀，体现为博施济众、修己安人的道德精神，并将个人之善推广到天下，使个人与群体关系达到和谐；三是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所提倡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境界，“至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对本性的复归，自我生命的升华。     

中国圆文化的研究概况及其特点

“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原型,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尚圆”传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圆文化是最具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化之一。经过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与历史积淀,圆文化不仅以其“圆”的表征寓形于物,还以其“圆”的思维寓意于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祭祀圆文化、舞蹈圆文化、建筑圆文化、信仰圆文化、理念圆文化。从文化的结构层次来看,不仅有祭坛、土圆楼等物质层面(表层)的圆文化,还有舞蹈、仪式等行为层面(中层)的圆文化,更有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等精神层面(深层)的圆文化。对中国圆文化的表现类型进行考察、对圆文化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探究,既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有利于推动当代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意义。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论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儒家以"天"建立了"德治"思想的本体论依据.通过"道德-天-政治"间的内在联系,儒家"德治"思想获得了存在的根源性意义.儒家"德治"思想从形上学角度赋予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且符合平民百姓的个体政治认同,并在深层意蕴中确保了人性趋于至善的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完美的政治理想实现提供了保障.同时,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人们又可以找到的人与自然间,人际关系间,社会群己间,人自身关系中,诸多"和谐"的哲学意蕴.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出发,儒家"德治"思想存在着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严重,无法回避道德法律化的弊端,难以打通的"内圣外王"之道等弊端.但儒家将"善政"与权力运作主体的道德理性及个体人性完善、改造相连的智慧,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德判断论纲

一、道德判断的内涵 1.判断是一定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凡是对事物的属性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都是判断。当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被赋予某种道德属(如善、恶、正义,非正义等)的时候,这个判断说是道德判断。用语言的形式表示出来说:A认为B的行为是善(恶)的。“A”是判断主体,“B”是行为主体,“B的行为”是判断客体,“善(恶)”是判断主体以某种道德属性对判断客体的肯定或否定。 2.道德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道德”表示行为合于理,利于人,内含一种价值上的肯定。作为道德判断的客体,     

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合性与知觉”——以朱熹和牟宗三的不同解读为引

对张载“合性与知觉”心性论思想的诸多解读中，朱熹和牟宗三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以两位对“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不同解读为引，可以反观张载心性论思想之全貌：张载以“天”“道”“性”“心”的思想脉络为基准，用“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对“心”进行界定，认为“知觉”上接“性”方以成“心”。这符合其思想体系中“太虚”本体的动态一贯之路，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完成了“修其本以胜之”的历史使命。具有双向动态义的“合”将“性”“知觉”和“心”统一起来，既为格物穷理留有顺取之路，又为明觉经察留有逆觉体证之路，形成了宋明理学心性论思想发展内在理路的巨大张力。     

牟宗三的中西文化观论析

牟宗三从“道德的心”这个文化生命“本原形态”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阐释和抉发。他认为,中西文化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西学东渐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后如何去“立”的问题,他提出了一条更加注重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文化发展之路。他的关于文化和文化发展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当前文化和民主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Disenchantment: The Limits of Eth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Life Science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迫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本文认为:道德对现代技术选择作用的着眼点及其有效性,是现代技术应用主体的目的、手段与态度;其核心是主体必须有社会责任精神,只能为善,不能为恶;当代的人类应当在重视以道德匡正技术的同时,重视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包容与拒斥——"东方文化派"伦理思想探究

自20世纪初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以来,"东方文化派"促成了一股颇具特色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东方文化派"主张将中国伦理文化推及世界,使其成为拯救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良方.它以道德调和论和道德形上学为基本思路,建构了中国伦理文化的近代体系.     

论拉兹的至善主义及其得失

正统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反至善主义的”。虽然拉兹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他举起至善主义的大旗,试图对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激进的解释,以探索一种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拉兹的政治哲学介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为师者必备的素质——《礼记·学记》中为师之道的启示

《礼记·学记》是先贤圣哲们阐述为师之道的经典之作，它把教育作为“建国君民”之本；把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之本；把爱生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作为师德的基本要求。它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大学之师应为“经师”、“人师”、仁爱之师、善教之师。     

冯友兰重建形上学之方法

冯友兰认为形上学是哲学中最哲学的部分,是哲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所创立的新理学就是一形上学的体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形上学。 然而,形上学并不自冯友兰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许多大哲学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形上学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冯友兰的形上学在哲学史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应从冯友兰形上学关注的主题着眼,而应从他建构形上学的方法下手。因为冯友兰形上学讨论的主题与传统形上学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他的形上学的建构方法却有与众不同之处。正是从此着眼,为…     

确立天本体——孔子·孟子·程颐·朱熹

<正> “理学”前锋程颐(伊川),“心学”殿军刘宗周曾简赅地点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根本矛盾。程颐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①;刘宗周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②。“本天”还是“本心”,亦即认取客观外在的“天”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还是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构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截然相反的道德本体论。这一矛盾的形成源远流长,与儒的内圣之学共始终。本文拟探讨:从孔孟到程朱,怎样最后确立了一个客观形上的道德天本体。     

善恶因果律与伦理合理性

本文认为,现代中国伦理正处于转型时期的阵痛之中。阵痛中的伦理危机,是伦理信仰的危机。伦理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是善恶因果律的中断与紊乱。善恶因果律的中断,导致伦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缺乏。现代中国伦理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就是重建道德的善恶因果律,由此建立新的伦理—社会生态,赋予伦理以新的合理性。善恶因果律的合理性基础存在于伦理目的性、主体道德责任、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相统一的人文追求和现实指向之中。善恶因果律的现实运作,有赖于新的道德信仰的确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