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背景下的村民自治研究述评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广大农民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给村民自治带来的影响.但是已有的研究存在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理论解释不够、政策建议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等不足."民工潮"对人口流入村村民自治的影响和户籍制度改革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则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对象.     

活力与纠纷：土地流动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以山东省博兴县F村为例

土地流动作为激发农村社会活力的主要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但在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和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和村民自治的落实不到位,违背农民意愿和存在矛盾隐患的土地流转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安定与和谐.本文在对F村土地流动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认...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治理困境及其出路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引发的严重问题,发达村庄人口的大量涌入,同时一些地区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出,使村民自治面临农村社会秩序不稳、精英缺乏等“治理困境”。因此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出路在于国家要从宏观上重视和解决农民失地问题,改变征地方式,增强农民及农民自治组织在征地中的谈判地位,大量外来人口的村庄,要给予外来人口一定程度的政治及经济权利,积极探索多种方式解决农村精英缺失问题。     

村籍与公正

村籍制度是村庄的身份认同制度,落后村庄的村籍少福利,其村规民约关于村籍规定带有地缘特色,宗族主义因子并未退却.现代发达地区的村籍福利政策在济贫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权力的滥用.村籍作为一项村庄权利,应当公正地赋予那些依法取得村籍资格的村民,但是,对外嫁女、入赘婿、进城求学、就业人员的除籍,不能体现社会公平.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问题分析——基于浙江省Z村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自诞生、运行以来,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村庄的权力结构、朴午部工作状态、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庄治理、村务公开等都是村民自治运作状况的反应和体现,在村庄权力配置中,处理好“两委关系”仍然是关键。当前中国村民政治参与意识、自组织能力仍有待提高,目前社区组织形式还比较单一,有必要成立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因为农村社区组织形成的自律机制能够增强自我整合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社会现实基础,拓展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试论村民自治下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贯彻实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农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传统观念、规章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造成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关系复杂,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应针对造成双方矛盾的原因入手,达到化解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冲突.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村民自治与农村和谐社区建设——对余姚市H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和谐社区的建设与村民自治能否发挥有效功能密切相关。H村开展村民自治比较规范,村民自治促进了H村和谐社区的成长。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如村民自治的有限性引起的矛盾、村民的各种烦恼和忧虑等。因此,应采取切实措施深化村民自治的范围,发展村民自治与和谐社区建设的经济基础,同时,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和谐社区的一个必要内涵。     

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正式控制是从村级收缩到乡镇一级．村实行村民自治,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近乎消失殆尽的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复兴。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以及乡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得到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负功能。...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当前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推动了农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在当前的村委会选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文章探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存在的问题,分析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对策。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完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村民自治法律与物权法的衔接——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运行为研究视角

《物权法》第五章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定涉及村民自治的有第59条、第60条、第62条和第63条,这些规定涉及集体成员的表决权、知情权和撤销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物权法》衔接、配合,方能更好地发挥集体财产的效用,保护集体财产权利。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论我国村级治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与改革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村级治理的基本制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村级治理模式遇到了诸多困难,如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有待调整;村级财政困难,无法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村级治理不规范,制度化水平较低;村民在村级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弱化等。为走出困境,应重新定位党和政府在村级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因地制宜,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探索村级治理的多元化模式。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一项崭新的政治民主建设尝试,但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许多地区村民自治产生困境。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不协调就是困境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不协调的原因分析,提出若干对策,对两者关系进行正确定位。     

乡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异化现象及其矫正

民主选举制度是乡村中国村民自治最基础的部分,其核心是多数原则及投票行为。在考量部分乡村社会后发现,多数原则原本意义上的相对多数在一些乡村正异化为绝对多数,其追求的择优目的正生成择劣的效果;而投票行为应有的公共理性正被经济理性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民主土壤的贫瘠,体现在：民主形成于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缺乏以多元中心信息系统为特征的独立舆论环境;生活普遍贫困使得民主共识难以达成。因此,在乡村社会矫正民主选举原则,发展市场经济是当务之急。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养新型农民。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必须结合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农民主体性原则、民主平等原则。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应该具体做到:加大农村教育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新型农民的带头人;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动,倡导社会新风尚,提高新型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大力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提高新型农民的民主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