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公共产品理论指引下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支持体系研究——基于不平衡不充分的视角

目的/意义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养老服务供给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厘清财政分权、政府偏好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影响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设计/方法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综合性财政分权指标三重维度,将农村养老问题与政府行为结合,考察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偏好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论/发现财政分权对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存在抑制作用,地方政府福利性财政支出偏好则存在促进作用,且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可以显著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中央政府应当通过上解事权下放财权、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设置养老服务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等手段调整财政分权结构,推动地方政府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宪政视野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财政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实现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公平、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但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权、财力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可通过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优化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力的匹配关系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来弥补其不足。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及其制度完善

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关系的重要制度,对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分配权利义务在财政转移支付相关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构成法律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针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应当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合理配置财政分配权利,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程序,强化制度约束等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     

我国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步性研究

我国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中央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逐年扩大,但是,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却并未缩小,如何分析和看待这样的现象?文章基于1995至2009年共15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央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发展变化情况,重点探讨了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步性问题。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简单的模型验证发现,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在过去15年间都得到了较快增长,但并不完全同步。转移支付与财政支出规模和固定资产规模的增长存在很好的同步性,与出口、消费、人均收入增长等指标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要更好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善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使用1997200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中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和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采用何种财政分权指标以及采用何种公共卫生服务测度指标,总体上而言,财政分权加剧了地区间人均预算卫生经费支出和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差距,但对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人员数差距的影响则依赖于采用何种分权指标;财政转移支付则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可及性公共卫生服务产出差距,但并没有缩小地区间人均卫生经费支出投入差距.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预算软约束、转移支付与地方养老保险征收行为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补贴规模越来越大。在“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分级预算管理体制。由于统筹层次低、财政事权不清和央地博弈等原因,社保基金收支表现出预算软约束现象。为降低地方道德风险,中央财政采取与地方工作绩效挂钩的转移支付政策,并将地方财政纳入兜底支付责任。本文基于2001至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补助等预算约束因素对地方社保征收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社保征收有正向促进作用,起到了一定激励约束效果;同时,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和地方财政收入预算执行情况等变量也对征收努力产生影响。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国际经验分析及其借鉴

在我国进行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为了缩小东西部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国家必须建立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文分析了日本国税与地方税的关系,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支出状况、中央和地方总支出规模,日本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资金的流向等,并时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和资源分配进行比较分析,在指出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式化、弹性化、法制化和制衡化的特点和借鉴其转移支付的基本模式后,对我国建立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