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创建及活动

自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以来,各地虽有妇女新运组织,不过内容名称不一致,且工作缺乏联络.为统筹全国妇女新运,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特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聘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指导长.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的多为指导与设计工作,各种方案虽多,付诸实践的却少,而且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手法及其背后的动机与负面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批评,不可避免影响到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评价.     

论抗战期间的妇女动员

抗战改变了中国妇女素来缺乏动员的状况。通过采取政治动员、组织动员和妇女干部动员的方式,中国妇女最大限度地被动员组织起来,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国共之间的摩擦、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国统区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也影响了对妇女进行更有效的动员。     

抗战时期根据地妇女政治参与探析

抗战时期,在我党妇女政策的引导下,根据地妇女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这一时期,根据地妇女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参加各种各样的妇女组织,参选,参政,参加抗战、生产和生活改革.根据地妇女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对我们今天推进妇女参政有着宝贵的借鉴经验: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妇女在建设中的作用,充分了解各阶层妇女的要求,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     

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论争：问题、观点与原因

1938年到1940年间,妇女工作者及关注妇运工作的人对“妇女该不该做妇女工作”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中,主要呈现出“妇女应该做妇女工作”“妇女也可从事其他工作”以及“妇女不应该做妇女工作”三种观点。随着讨论的深入,论者也对延伸出的另一重要问题“男性该不该做妇女工作”进行了探讨。国家抗战需要和个人自由职业选择之间的矛盾、封建传统思想与男女平等思想之间的冲突是导致论争的主要原因。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妇女训练

本文从一个侧面追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自上而下且形式多样的开展妇女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情况，体现了中国妇女勤劳智慧的品质和勇敢“拓荒”的胆识，旨在歌颂她们为民族独立与妇女解放写下了令人自豪的一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参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呈现出参政主体多元性、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加快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以及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以粤西妇女婚姻关系的解除为例

抗战时期粤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变动。当地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登报声明离婚、退婚、脱离关系者比比皆是;部分妇女诉诸法律,地方法院肯定了妇女的婚姻权益,婚姻自由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连接民众的纽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召开两届参议会,老一辈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议案,推动了政府的抗战工作.边区参议会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团结抗战的局面,调动民众踊跃投入抗战洪流.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争与性别视域下的妇女组织——以抗战时期重庆妇女慰劳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抗日战争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中国各阶层女性主动团结起来,各地妇女救亡组织也应运而生.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制度让女性与政治的关系即便在战时仍若即若离,中国妇女组织在战争、政党、性别等多重元素交织的夹缝中求生存.作为国统区较具代表性的妇女组织——重庆妇女慰劳会,积极发动在渝女性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凝聚抗战力量,为民族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但亦未逃离性别与传统的束缚.     

抗战时期的湖南募捐

抗战时期,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慷慨解囊。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献机运动、征募寒衣、义卖、献金、出钱劳军等,并表现出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组织有方、数额巨大等特点。湖南的募捐,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抗战建国中的地方司法改革

地方司法改革是抗战时期建国的实际举措,建设独立的司法组织,有法定经费来源是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战时,最高司法当局在组织建设和经费划拨方面有着突破性的制度设计,在国家财政最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最高国防委员会却意外地通过了此前千呼万唤而不得的地方司法经费国库支付的决议。但是,对这个在司法独立道路上的实质进步,地方实际操作中则是窒碍丛生。在此背景下,分析了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频遭阻碍的各方原因,总结了司法改革的多重效果,对此后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诸多启示。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由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民主党派的民主建设三部分组成。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包括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抗日民主的法制建设和民主思想的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设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尝试。民主党派的民主建设包括其民主思想的发展与转变、民主党派的联合与组织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表明,民主政治建设须服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共产党的民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民主政治建设应是开放的、创造性的。     

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

以创作小说和剧本、倡导“民族文学运动”闻名的川籍作家陈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位文学批评家。陈铨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其独特意义在于对文化式批评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将其引入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民族的苦难、留德的背景使陈铨在进行文化式批评时特别推崇“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盛世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炎黄文化的勃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尊奉炎黄二帝为民族始祖,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同祭黄帝陵,炎黄文化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学者们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即著书立说和讲课演讲来鼓舞和团结全国民众进行抗战,炎黄文化成为他们手中的特殊武器。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比拼。正是在日本这样一个步步进逼的他者的刺激下,中华民族终于觉醒,真正自觉。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觉、团结与凝聚,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气壮山河的抗战精神,是作为弱国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顽强地坚持抗战14年,并且迎来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黏合剂,也是凝聚中国人民抗战的一面旗帜。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抗战后期煤矿工人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斗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攻入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反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和煤矿工人立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本文重点论述了石圪节、华丰、枣庄、峰峰、六河沟、焦作、大同、淄博、开滦、本溪煤矿工人和东北煤矿特殊工人夺取抗战胜利的史实。     

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