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

《马路天使》的新市民电影属性,决定了影片中左翼电影思想元素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表现。而影片对视听语言中歌舞元素尤其是主题曲的强化运用,不仅巩固了新市民电影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主流地位、扩大了其世俗主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典制作模式和承载的民族精神,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对陷期区电影民族文化及风格的摧残,为战后中国国产电影的快速复兴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新市民电影：左翼电影的高级模仿秀——明星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的《船家女》读解

《船家女》对社会批判的改良色彩表明,1935年的新市民电影在更多继承旧市民电影的传统题材、审美趣味的同时,及时利用、吸收电影新技术（有声技术）和左翼电影的思想元素,并迅速地和有选择地将其转化为市场卖点,多从庸常的表述和展示世俗生活的角度注重影片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电影的生态面貌管窥——以1937年的《艺海风光》为例

由三个短片组成的《艺海风光》,是"联华"—"华安"公司于1937年出品的第二部短故事片合集,同样属于新东家凝聚人气、巩固市场的应急之作。这部近几年才对外公映的(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影片再一次证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中国电影制作主流,主要涵盖国防电影(运动)和新市民电影形态。对《艺海风光》读解的当下价值和意义在于,国防电影、新市民电影与新民族主义电影,不仅是战前中国电影生态的全部面貌,而且也是抗战期间能够被不同地缘政治接纳和得以发展的电影形态。     

左翼电影的阶级性及其伦理模式——《母性之光》(1933)再读解

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由卜万苍根据田汉原作编导的《母性之光》,即被当时的评论视为伦理片和革命剧。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左翼电影:影片对正反面形象的妆容造型选择和内在命名思路,体现了由阶级性延展而来的左翼电影的面相学和姓名学逻辑;对人物情感关系的设置和表达,在巩固左翼电影革命伦理模式的同时,又完成了对人性的遮蔽。同时,影片大比例的歌舞元素配置再次证明,左翼电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对所谓先进理念的传导宣传,而首先是时代和市场化产物。从中国电影文化的社会维度上看,左翼电影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穿越时空,直抵当下。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 ,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 ,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 ,大大传播了中共的意识主张 ,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 ,显示了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浅析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修辞手法

电影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语言。电影修辞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电影导演的主体意识和审美品位,彰显电影导演的风格。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虽然至今只有四部电影长片,但每部影片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提名,足见其导演功力的深厚。借助史蒂芬·戴德利的影片,从电影的主体、画面和声音等方面对隐喻、色彩渲染、声音暗示等手法的运用,来分析电影的修辞手法。     

国防电影与左翼电影的内在承接关系——以1936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狼山喋血记》为例

1936年中国电影界兴起的国防电影运动，既可以看做是左翼电影在新时期的新面貌，也可以视为左翼电影的强行转型，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艺术成就的相对不足，无损于国防电影的伟大的贡献：从世界现代史的高度，培养了底层民众视角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     

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

〗第2期 吴小丽,徐甡民：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摘要：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位于中国前列,而上海的城市电影创作,却被认为是“缺席”的。上海城市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课题。中国“城市电影”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反城市化”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流,它和上海城市创作因不同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创作群体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走向、城市体验和类型裂变。上海城市电影也有它独特的样貌和路径,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发展的不够充分均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市民价值观作为“城市电影”精神内核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且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疑使“城市化”与“以人为本”的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性的前瞻目标。因此,中国以“反城市化”为主核的城市电影已然走向式微,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新的进程,中国城市电影创作迎来了转型和突破的历史契机。     

银幕上的乡土中国 ———新中国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管窥

如何研究农村?人们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中寻找答案。而对于现实之外的农村——比如说银幕上的农村,无论是研究电影的学者还是研究农村的学者关注都还不多。实际上,如果不了解农村,对于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则只能浮在表面,而不研究电影,我们对农村的研究将会失去很多有意义的部分。文章通过对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研究,旨在揭示出一个银幕上的乡土中国,由此出发也许可以从农村研究与电影研究结合的角度拓展中国电影的相关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对美国电影的态度

尽管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大城市市民喜爱美国电影,但是从进步知识界和电影界的普遍文化立场看,中国电影人对绝大多数美国商业电影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反映了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在明确的民族情感下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本土立场和清醒的文化理性精神。通过舆论这种民族情感和本土立场也在广大民众中逐渐蔓延。     

从都市到乡村:当下台湾电影的空间政治学

台湾电影在极度惨淡后终于迎来新生,不断刷新票房纪录,成为近年来华语电影的亮点。它以都市危机为切入点,反思与省籍意识相关的岛内空间的布局与规划。"地方感"在电影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借助"观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再规划"中获得了自身的地位。这种经济的"量变"积累逐渐产生了政治影响,促使地方政治的变局。但是,受限于岛内政治现实,台湾电影始终未能真正成为表达"政治异见"的"小媒介"。     

近10年民国电影研究综述

近10年是民国电影研究加速发展的时期。左翼电影和抗战电影是电影创作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电影理论进行了探索,民国电影的外来因素影响、电影与电化教育的关系及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一些专题研究存在不足,史料建设和研究方法有待完善。     

新时期中国警匪电影的考索——从意识形态、现代性体验与新主流话语方面考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警匪电影发展无外乎是警匪片与公安片的翻转腾挪。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匪派生类型公安片，在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原则下，逐渐演变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分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警匪片，集中展示了现代化的视觉元素以及跨国追捕的异域情调，注重突出娱乐启蒙与现代性体验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警匪电影主要以合拍片的形式存在，香港导演在新主流话语的平台上找到了与内地意识形态和解的出路。展望我国警匪电影的未来发展，公安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将继续存在，但是警匪片则会逐渐呈现出两种趋势：大陆导演探索作者化风格的警匪片创作，而港式警匪片融入更具普适性、包容性的新主流电影创作。     

语域三要素与影视翻译研究

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语域理论与影视作品翻译实践相结合,通过分别分析影视台词的语域三要素“语场”“语旨”“语式”特征,探讨了语域理论指导下的影视翻译技巧,特别是如何处理因受电影情景语境制约的影视语言的各类翻译问题,强调了影视翻译译文的语言形式必须符合电影情景语境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