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州佐的“品阶化”进程——以北齐《河清令》为中心

北朝时期州佐因州军府的强势地位而日渐式微,有渐被取代之势。不过,它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仍值得瞩目。这一时期得益于官品制度向地方职官系统的扩展,各类州佐迅速走向"品阶化"。北朝各政权通过对州佐制度的设计与不断调适,最终在北齐《河清令》中形成高阶州佐与低阶州佐分别定品的制度规则。它在满足中央集权与确保地方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点,并从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央对于州佐的有效控制,亦为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略论折冲府的“承直马”——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承直马是唐代府兵之下的一种用马制度,传世文献记载"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疋",但一直没有出土资料提供证据。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前庭府的常备马匹恰好是八十匹,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因为西州属于边州,在承直马的使用上有许多特色,与文献记载多有不同。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补,这里又提供一个例证。     

周敦颐与江西南安军(府)学

本文从大余县实地考证,实物考释,并大量采访当地有关专家和老一辈和知情人,得到了第一手资料;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研究和分释周敦颐对大余军(府)学的影响,以及对大余人才成长所起的作用。有些资料是第一次批露。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新出唐墓志所见西域史事二题

本文结合史籍和碑刻材料对<程处侠墓志>、<柳宝积墓志>中涉及西域的人物及鹰娑川之战、焉耆之战进行了考证.     

宋琬墓志考

宋琬病逝后,其学生王熙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详述宋琬生平事迹。新发现的这块由王熙之子王景曾撰写的墓志,着重描述了宋琬死后家庭状况的演变,补充了第一块墓志所没有的内容,通过对新墓志的考证,纠正了历史文献中的错误,增加了新的史料内容。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墓志文体起源新论

墓志既是一种文体,又是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学的属性,又有文物的属性。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而没有对制度与文体之间的界限加以厘清。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墓志文经历了从志墓到墓记再到墓志的发展过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作为有一定行文格式的墓志,是一种起于江左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应在晋宋之际。     

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五则

1972年至1979年间,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省漳县文化馆通过对漳县徐家坪汪家坟二十七座墓葬的发掘清理,出土了若干墓志。对研究在元代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世袭巩昌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汪世显的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仅对这批墓志中的五则加以标点,并参稽有关史籍,略事校释,使之成为可资利用的文本。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制度承接秦汉并有所发展。作为幕僚制度核心的辟署制度,仍沿用汉制但辟署范围有所扩展;出现了幕职名称并最终固定化;九品中正制成为选官的基础和重要环节,但对魏晋南朝的辟署制影响较小,很多寒士通过辟除得以入仕,而其对北朝一系的辟署制特别是地方州郡辟署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出现了预备取代中央政府的霸府。作为幕友制度重要表现形式的游士宾客在此一时期继续存在但最终趋于衰微。     

十六国时期士家兵户说考辨

<正> 十六国时期的少数部族政权中,是否存在过象魏晋南朝时期世兵制度下那样的士家和兵户,这是研究十六国时期兵制的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一些疑问。本文试图从营户、镇户及其与兵户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十六国时期的兵制作些考证和辨析。错误之处,尚祈指正。     

清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级差与成因分析

清代河南先后设置书院292所,遍布省内各个州县,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和一定的级差化。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它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级差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彰德府、大名府和光州是清代河南书院较为落后的地区,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余诸府是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因素有关。     

绿营兵研究述评

绿营兵研究始于清咸丰年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有了较大发展。百余年来,学术界从绿营兵整体、分布区域以及军费和俸饷、名粮、马政、汛塘等专题方面对绿营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今后,应从整体上比较绿营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营制和兵额变化,加强汛塘制度等薄弱专题、绿营兵与八旗兵关系、绿营兵作用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     

隋代白瓷研究综述

隋墓葬和古窑址的挖掘,为隋代白瓷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目前关于隋代白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隋代白瓷的起源、产地、分期、工艺成就几个方面,虽然研究大多不够深入和系统,但专家和学者都做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对于研究中国陶白瓷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正补

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对《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千唐志斋藏志》等文献中新见的1220位唐代散文作者的生平经历进行了考证。因人物众多,疏误在所难免。在所及韦姓作者中,韦方直、韦希损、韦待敬等十余人的生平考证,或过于简略,尚有可补;或失于甄别,引证有误。故正补之。     

民字缺笔非避辽讳

在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卫国王墓志》的铭文中,“民”字缺末笔,在最近出土的保宁二年(公元970年)《刘承嗣墓志》和太平九年(公元1029年)《萧仅墓志》中,也见到同样的情况。金毓黻先生在《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考证》一文中曾说:“铭文中‘民’字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