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工业建设中,从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对边区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私营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业的迅速发展,对于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做出了贡献.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对推动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市场的稳定以及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是私商发展的主要因素.边区政府在税收、信贷方面给私营商户以一定照顾,增强了私商经营的信心和能力;市场的整顿、交通事业的发展为私营商业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政府鼓励、帮助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也间接地为私营商业准备了基本且必需的物质条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认识到科学技术对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的对抗战建国的重大意义。并据此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团结、优待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贯彻了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又争取了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抗战积极性,使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抗战建国的大业中。对于由王实味问题引发的审干运动及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及时进行了纠正,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对解读中共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社会救济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实际出发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济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不同于普通婚姻,处理军婚问题时既要考虑到保证前线战士的抗战积极性又要照顾到因丈夫长期不在而产生不安情绪的抗属,若处理不当极易影响边区政权稳定。边区政府为解决军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的军婚改革实践推动了边区民主建设进程,为现代军婚的确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经济

在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的总后方。当时陕甘宁边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包围封锁之下 ,物资匮乏。边区政府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大力发展生产 ,尤其是合作经济 ,不仅促进了边区农工商业的发展 ,而且在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我们当前的农村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支部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战争的严峻形势和支部在乡村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在陕甘宁边区非常重视乡村支部建设。在思想上认识支部的重要性,加强领导;注意创建模范支部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以推动整个边区支部工作向前发展;加强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教育工作,使支部成为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党员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支部领导乡村政权的过程中,在加强支部领导的同时,注意避免党政不分的弊端。中国共产党通过支部作用的发挥,使边区广大人民更加了解共产党。并对其政权产生了认同,使共产党政权很顺利地深入到广大乡村中。     

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

本文主要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分析陕甘宁边区移难民产生的原因。边区大量移民难民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战争、灾荒和人民身上所担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和抽抓壮丁所造成的。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边区人民,与和平时期相比,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负担加重的问题,这些都成为边区移难民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中的家庭作用刍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深入家庭"的工作方法为指导,将家庭作为妇女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家庭为依托引导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发展经济,逐步摆脱对男子的经济依附,同时进行政治启蒙和文化教育,进而创建了边区民主和睦的新式家庭,实现了妇女的家庭角色、社会价值和自身解放三者的相互统一。总结历史,妇女工作始终与家庭密不可分,充分发挥家庭对社会建设和妇女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监督制度体系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督制度,但因其散见于边区参议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的法律文件和相关的会议文献之中,故而未被学界重视,鲜见系统概括。依据世界各国代议机构监督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考诸大量的历史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制度体系:选民(人民)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监督制度,边区各级参议会对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监督制度,边区参议会内部监督制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的一系列监督制度,无论较之于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省市参议会,还是与同时代的西方议会的监督制度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六十多年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基本符合现代议会监督理念的监督制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政治文明的奇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宣传教育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通过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革命文艺、标语口号、办报等方式,成功地把执政理念和先进的文化根植于这片土壤。这对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如下启示：要把握好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一主渠道,创新和丰富宣传教育载体。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所有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只有和民众之间进行良好的政治沟通,才能取得民众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极其注重加强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大众传媒的发展;并建立和完善基层民主政权体制及各种群团组织,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纺织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的极端困难局面.党中央向边区全体军民发起"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妇女们做出了积极响应.文章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妇女纺织运动规模及相关数据的统计,以及对《解放日报》等一手文献的研究,分析了党中央在妇女纺织运动的具体方式及内容,论证了开展妇女纺织运动对解决边区布匹半数以上需求这一巨大成绩,以及在妇女解放运动、农业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巨大贡献.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变动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物价总水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动过程.物价变动表现为波动上涨与相对稳定的外部特征以及价格体系内部的不平衡性.日伪的破坏、掠夺和经济封锁造成的供求失衡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根本原因;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迫不得已超量发行货币是形成晋察冀边区物价问题的直接原因.     

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是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边区农民法制教育从边区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平等观念,推行男女平等,第一次在中国农民的观念中种下了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种子,培养了中国农民的规则意识,激发了广大边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和谐,为当代社会主义农民法制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抗战与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由无产阶级外交向全方位外交转变,受国内外各种条件影响虽然未能实现,但为以后以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外交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论亨利·鲁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及其影响

亨利·鲁斯在美国社会浓厚的"孤立主义"氛围中,率先以"时代"公司诸媒体为阵地,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情况。在鲁斯的指导下,"时代"公司诸媒体在报道中国抗战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与目的性。其一是突出报道日军暴行,以唤起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心;其二是着重呼吁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其三是竭力树立蒋介石的公众形象。通过如上报道,鲁斯意在说明美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度过难关。鲁斯的所作所为,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认识,为美国决策部门改变"孤立主义"与"重欧轻亚"传统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和支援中国抗日奠定了舆论基础。鲁斯如此努力宣传中国,与其生长于中国的身世背景密切相关,但更深层的动因源于其狂热的理想化美国观念和"美国世纪"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