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恶意取款案评析

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许霆一案在举国上下引起众多争议。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还是不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成了众多争议的焦点,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笔者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整合和分析评述后认为,许霆的行为经历了由民事行为向刑事行为转变的过程,因此,许霆的行为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分阶段具体分析定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教育纠偏行动中的宪法价值选择空间——以Gratz案和Grutter案为例

在以实现生源多样化为目标的教育纠偏行动中,种族因素只能作为决定是否录取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附加因素,并且必须对申请人进行个别化的考虑,否则就会沦为种族归类与反向歧视;在格拉特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而在格拉茨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高于、优先于一切形式的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程序正义是美国宪法文本的灵魂.捍卫宪法文本的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是法官进行宪法价值选择与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转型期宪法解释的功能定位——以“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为例

社会转型加剧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缝隙"的扩大,而我国刚性宪法的特质,却又决定了欲通过修宪机制回应社会转型更显困难。作为一种实践宪政理想的机制,宪法解释是回应社会转型和承担宪法变革的理性路径选择,其核心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有意的设计与改革,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缝隙,进而填补宪法规范的"真空地带"。构建宪法规范与转型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将社会转型纳入宪法解释的考量,赋予宪法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将宪法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界限,进而实现宪法规范与转型社会的"零缝隙对接"。     

“恶意跳桥”行为的刑法规制——以广州为样本

广州市内愈演愈烈的"恶意跳桥"行为对城市的交通秩序造成了巨大危害,不动用刑法已无法防止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恶意跳桥"这一非法维权行为必须纳入依法维权的法治轨道。"恶意跳桥"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其侵犯的法益是社会公共利益,不仅直接造成巨大的救援开支,因拥堵而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计算。"恶意跳桥"行为属于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对情节严重的"恶意跳桥"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政治宪法”的概念——从“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切入

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当中,浮现出了规范宪法的概念和政治宪法的概念。规范宪法指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与之相对,政治宪法指最高权力的分配规范,或者称之为主权的具体结构。而作为一个应对中国宪法问题的具体概念,它是由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第一是当前最高权力的内部结构,是承载党与人民这一对关系的宪法安排;第二是这一结构的未来理想形式;第三是向未来理想形式的演变是内在于既有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因此,这种演变也就成为一项宪法上的应当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宪法是历史主义的。     

自然法理论在宪法解释中的运用——以对美国宪法的解释为例

自然法理论可以解释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法解释的宪法序言,在宪法权利条款和分权条款的解释中也有用武之地.自然法理论能在宪法解释中运用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法理论和宪法的亲缘性.自然法理论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宪法解释中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论宪法和民法的关系——以宪法特质的三重性为视角

就宪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虽有多次讨论,但仍欠成熟。不光理论上仍未能全面澄清这一关系,并且还进而导致对相关法律实践的误导。因此,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基于对宪法特质三重性:基础规范、授权性规范和限制性规范的阐明,从而推论出宪法在法律体系的构成中具有多重身份:作为母法的宪法、作为公法的宪法、作为社会法—私法的宪法以及作为元部门法的宪法。并借此原理揭示了宪法和民法之间层次丰富的复杂关系。     

宪法视野下的权力经济及其规制——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萌生于我国权力经济形态的大背景。我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并存的制度设计,是导致权力经济的宪法成因。只有突破权力经济,回归＂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社会运动,实行契约宪政制度,构建服务型政府,才能杜绝下一个李庄案的出现。     

论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从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太阳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谈起

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经常性的、同时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要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实施,首先就有一个对宪法进行援引和解读的问题。宪法解读与宪法解释的性质和作用不同的。人们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宪法解读的结果。同样,人们对于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对宪法文本援引问题的争议,其原因也是混淆了宪法援引与宪法适用的区别。宪法有效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对宪法的援引和解读。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行为,要澄清理论上与法律上的某些误区,在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问题上,应当合理、规范地运用。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浅析奥斯丁对法的概念之构建——以《法理学的范围》为中心的考察

奥斯丁认为,实际存在的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对他所定义的法的要素分别进行了讲解。从命令的角度出发,联系制裁、强制服从、义务和责任来讲解;从主权者的角度出发,联系优势者和劣势者来论述;从命令的角度出发,对准确意义上的法和非准确意义上的法进行了区分。从而为奥斯丁对法理学范围的限定构建了扎实的基础。     

论清代学政案——以“俞鸿图案”等为典型的考察

有清一代,各地的学政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反映了清代学政制度的种种弊端。透过对以“俞鸿图案”等为典型的考察,从中可发现清代学政案明显的两大规律,首先是早、中期学政案之所以频繁发生、屡禁不止,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事人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教育风气已趋向败坏,显示出清王朝教育体制的日趋衰微。其次,统治者对学政案的惩处,经历了前严后宽的一个变化过程。尽管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和维护,并采取严厉手段惩处各种学政案,但收效甚微,而最终,学政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的客观性问题——以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为例

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在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一部美国宪法解释史就是原旨主义与其对手的争论史。原旨主义解释仰赖于民主、宪法权威和法律客观性等传统价值,而非原旨主义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意见。原旨主义认为尊重宪法原意是确保宪法客观性的不二选择,而非原旨主义却认为,恰恰是固守原意才无法保证客观性,而且法律的客观性应当是一种适度的客观性。     

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

清代学政,弊端丛生,导致了大量学政案的频繁发生.尽管统治者历来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行高薪学政养康制度及改进学政考核制度,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由于学额所限而给各地学政提供了利益的驱动.在众多清代学政案中,《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西域三种”的作者徐松,在嘉庆时期所牵连的“星伯学案”是其中一个典型.     

暧昧文本的“缝合”——重读《洼地上的“战役”》

《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的重要转型作之一,这篇短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和全面批判。作为路翎的一次尝试,小说试图通过主人公王应洪英雄形象的想象,以及班长王顺的塑造来缝合文本中突出的纪律与感情矛盾而生成的裂缝,但在随后形成的文本中,却因为人物自身形象的暧昧特征而使本来就已存在的裂缝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人物心理世界的深入探析、行文的流畅也因此受到折损性影响。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民间社团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议员加费案”为例

民国时期江苏省议会曾因议员加费案,与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主的社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从而在民国议会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主要是江苏省议会试图通过削减教育经费来加薪,如此争费自肥自然受到了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江苏各界的激烈抨击。面对教育会的批评,尽管省议会也做了种种回击,但最终被迫放弃了加费举动,江苏省教育会更借此初步实现了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化。在议员加费案中,作为民间社团的江苏省教育会之所以能屡屡压过作为政府机构的省议会,除了其作为新式职业社团能集合动员全省教育界的能量外,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生态也是导致出现此现象的另一缘由。     

地方人大审议预算的宪法政治——以承德市人大发回预算草案为例

预算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代议政治的落实与预算审议的实践同步发展.在预算审议过程中,人大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丰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既体现了我国完法的权力制约原则,也是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制度安排.预算审议的地方实验丰富了宪法规范的实质内涵,推动了我国的宪法变迁,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宪政建设新的增长点.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虽然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及其保护条款,而缺落了可与诸多立宪国家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又或"个人尊严"相提并论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彼此之间在语义脉络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正因如此,同时也基于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吾人可以对这一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此即本文所提出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

在被国内外环境法学者作为环境权之司法实践而广为引用的菲律宾儿童案中,作为原告起诉理由以及法院判决根据的环境权与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该案所流露的真实成分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这一公共利益而承担的各种义务,这也是环境法义务本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