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新《劳动合同法》 明确集体协商机制

新《劳动合同法》明确提出"集体协商机制"这一概念,是我国劳动关系法域中的一大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的劳动法域表述中并不存在"集体协商"这一说法,更多的是采用"集体谈判"这一术语。有学者认为二者无甚区别,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参加的主体不同。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不足,也互有借鉴。     

作为工具性机制的协商治理——基于不同环境协商类型的分析

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因而可以视为国内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环境协商四种不同类型;并根据政府开展环境协商的利益动机,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其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     

论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以青海省为样本

集体协商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都有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地区、行业之不同,其亦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之规律。为此,本文以集体协商的地方经验为观察视角,总结集体协商运行之特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法律完善的对策,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升值因素分析:对福建林改的思考

福建省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本文通过对福建林改的分析,认为福建林改在提升林业经营绩效方面达成了目标,林权因之而大幅度升值,但是由于林改制度设计以及林改政策实施中存在不少缺陷,使得林改后的林权大部分集中在少数非农村资本持有人手中,由此导致整个改革可能偏离了预先设计的实现"耕者有其山"的目标.如何推进林改,使得改革兼顾效率与公平,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其成效与经验是其他后续省区市在推进林改过程中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反思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绩效评价

集体林权制度在"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完成以后,各项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对激发农民经营山林积极性,推动林业快速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结果表明农户对各项政策绩效的评价不一。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要尊重农民诉求,在林权交易中心建设、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保险、林木采伐管理、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业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河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分析

本文以中国新时期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背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入手选取相应的指标对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期间的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在现有林权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与教训,拟为进一步完善河北省集体林权改革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集体林权的多维度解析

经济学和法学关于产权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根源在于学科方法的差异.关于集体林权的研究,经济学试图运用交易费用等工具揭示集体林产权设置的效率涵义;法学关注的则是通过权威性和强制力确立森林资源的产权规则,实现公平导向的定纷止争.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虽然对集体林权的各项权能进行了规范,但在所有权操作、收益权保障、抵押权设置、处分权限定等方面仍然有许多值得补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集体协商谈判的经济学分析

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确定和取得合约的主要方式.本文旨在说明集体协商谈判是劳资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就双方的效用进行谈判,调整并确定双方的均衡效用,使双方的效用动态化和最大化的一种有效交易方式,是交易双方取得合约的一种方式;是企业内部调节劳资分配和就业的交易行为,是一种以"双赢"为目的的理性交易.同时,集体协商谈判也是一种有效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激励劳资双方提高效率,并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浙江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例

当前,劳资纠纷的大量涌现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和相互之间的调适合作,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经验证明,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创新不能从外部强加,而应符合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劳资关系治理的制度供给实现之后,各相关主体要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相互协调与合作,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在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领域,政府应该为工会组织、企业主或企业家协会以及普通职工在劳资关系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从而形成受各方普遍认可的劳资关系治理长效机制。     

德国集体谈判对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启示

德国独特的集体谈判模式,尤其是行业层面的劳资谈判模式对稳定劳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了基本的构建,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德国模式为视角,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主体与内容、发挥行业性三方协商机制、健全工资协商等配套法规等措施.     

工资集体协商形成机理及效果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和需求诱致型,前者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后者为自下而上产生的。供给主导型工资集体协商由于缺乏劳资的自主参与尤其劳方的参与,效果甚微;需求诱致型的工资集体协商(或谈判)是市场自发产生的,经过各方力量博弈形成的,实效显著,有的还形成了持续的劳资协商机制,实现制度变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供给主导型中要过渡到劳资自治;需求诱致型中要避免劳资破裂,尽快建立有序的、可持续的协商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集体协商的形成机制并对其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提出集体协商的生长路径。     

贵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困难与对策研究——基于物权理论的分析视角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贵州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物尽其用是改革的应然目标,但目前贵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仍存在权属纠纷较多、林农利益仍需维护、林权抵押制度尚不完善、森林资源生态效益未全面发挥等问题.以物权理念指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拓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完善采伐限额制度、林权流转抵押制度和集体林生态保护制度,有助于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林农得实惠、生态受保护的预期目标.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基于权利和理性。它通过集体与个体的反思、对话、讨论、辩论等过程,形成合法决策的民主体制和治理形式,具有整合利益、化解矛盾、形成共识及凝聚力量的功能。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且能够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功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从培育协商的民主文化、赋予协商的发展效能和健全协商的民主程序三个方面入手。     

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混改的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依托多地区农村集体产权混改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混改过程中形成了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以及外部协同治理三层机制联结而成的完整治理体系。其中,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基本制度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协同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必要保障。鉴于此,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发挥村集体的组织功能,构建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参与农村集体产权混改。     

联合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

伴随着中国30多年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基层治理,刚刚开始零星地、碎片化地尝试议事机制和对话机制,急需导入系统化和常态化的协商治理。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