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稼轩词的用典

辛词用典之丰富及自然巧妙 ,历代词人无出其右。通过对辛词用典的数量及典故出处的分析 ,可以看到 ,这些典故的运用与其儒家为主的政治思想有关 ,与其人生际遇有关 ,与其人格精神有关。辛词用典均能“自出己意” ,“以意摄事” ;且具有如盐溶水 ,浑化无迹 ;反意而用 ,弥见创新 ;点铁成金 ,脱胎换骨等主要特点。     

论黄庭坚诗中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其诗呈现与杜诗一样的“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状态。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７１５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可见他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符号出处之僻。难怪清人赵翼说“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瓯北...     

成语典故笺释问题散论

<正> 所谓成语典故,无非包括有来历、有出处的语句,而不外乎语典和事典两类。但是,一则古代典籍卷帙浩繁,寻求出典有如披沙拣金;二则成语典故源远流长,使用过程中每生变易,疑似之迹难察;三则古代文人学士每以“用事不使人觉”(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为用典使事的极则,常常隐而不显;四则陵夷谷换,时代沧桑,以今视古未免茫然。所有这些,都给成语典故的确切笺释带来了困难。     

从用典谈《史记》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典故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已成为人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极其凝练的形式。本文主要从用典赞今、借典讽今两方面来探讨《史记》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用典修辞的意义生成及典故义的阐释

用典为修辞方式之一种,指借用典故来表情达意。典故作为引用语料的特殊性在于:在被引入创作的现实语境的同时,它为源出语境所赋予的意义内核也一并引入,由此形成的古今语境的交融生成了用典修辞的丰富的意义含蕴。其中,典故正是作为引导古今语境相遇的信息语码,起着信息传递的功能,用典的意义解读同时也便是典故阐释的信息解码过程。     

林则徐西域诗的用典及其特色

林则徐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文学创作上以乐用典和善用典而闻名,尤其是他的西域诗,善于借典故表达流人内心深厚、执着、隐曲的感情,具有用典广,用典密,偶句用典,用西域典等特色,为我国诗歌创作中典故技巧的运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李白诗歌用典的诗学谋略

李白以典故的活用疏通文化密度的淤积，充分发挥了一个天才诗人的主体性。典故的选择，实际上是携带着现实的感触，寻找历史的相似性。李白写边塞豪情和宫中行乐，多用汉朝典故，安史之乱后，李白诗选用的典故系列发生明显变化，所选多为战国典、楚汉相争典，以及五胡十六国、永嘉南渡典。他用这些典故所携带的历史相似点，描写战乱流离，以及在各派政治力量相争中为奇才脱颖而出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写个人游历和身世的时候，也多遵循这一原则：写山水留连和诗酒风流，多用六朝名士典故；写流放飘零之悲，则多用屈原、贾谊的典故。他活用典故的方法多姿多彩，精于取舍，讲究正反，巧作分合，善用流密，用典的方式五花八门，正用、反用，明用、暗用，翻过一面用和充满悖论地用。在如此丰富奇幻的用典方式中，超集码的汉字文化网络被牵动和激活，被拆解和重组，从而使再生文化现象的用典在形式上出现许多原创的功能。这种典故的拆解和重组，剖分和联缀，在李白诗歌中表现得异常复杂，把诗人的心灵感受，渗入于典故语言的超集码性，成为增加文化密度的一种审美谋略。李白诗歌用典的操作充满着试验性，试验性乃是创造性，若干试验的夹生，并不影响李白诗的总体成就，反而映衬出他敢于创造的胆识。     

明用典故:激起读者的新鲜感和求知欲——钱钟书用典研究之二

钱钟书熟练地掌握了用典的艺术技巧,无论用暗典还是明典,都能把典故完美地融为作品的血肉和纤维,使典故成为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人物肖像和性格,烘托故事情节等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解这些典故的读者,能产生更多的联想,体味到更多的意趣,对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不了解这些典故,也大致能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并起到激发新鲜感、求知欲和传授学识的作用.     

“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庾信用典艺术发覆

庾信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用典,其用典艺术之高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借用古人逸事来自比,使用精练的语言描绘广阔的现实画卷,也善于利用典故与现实的暗合,达到自然贴切、使事无迹的艺术效果;他善于运用"语典"来描写现实、抒发感受,也善于选取颇具意象意义的典故。庾信用典的方法主要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虚用、活用、化用、借用、正反合用、虚实合用等等,尤善于采用避实就虚之法,即使正用、明用典故,由于他高超的表达艺术,也给人以飘逸流利之感。庾信用典极富创新性,他能"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境界",把用典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新高度。庾信用典在其创作的前后期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后期抒写乡关之思的作品大量用典、手法纯熟不同,前期作品较少用典,即或用典,也大多缺乏真情实感。     

互文性叙事:拜伦叙事诗中的文学典故与宗教典故

在英国浪漫派诗人中,还没有人像拜伦那样在自己的叙事诗作品中融入如此繁多的话语形式.作为一位阅历丰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大诗人,其诗作中的互文性叙事也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通过考察拜伦叙事诗中文学典故和宗教典故的互文性运用,我们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追踪这位大诗人的文学渊源,窥见其宗教倾向,而且得以见证诗人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禀赋及其调用多种典故进行互文性叙事的高超技巧.     

英美文学中典故的英汉翻译技巧分析

典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承载着历史赋予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是凝练的语言精华。文学作品中典故的运用对于文章色彩、文章内涵的扩展以及文章的韵味和趣味的增加有着重要的作用。英美文学中的典故多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寓言故事、《圣经》、优秀文学作品及民间传说等。鉴于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如何将英美文学中的典故以一种恰当的语言予以表达而不破坏其原有的语言风貌和要表达的思想精髓是我们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必须思考和重视的。在此旨在分析适于典故英汉翻译的几种技巧从而实现典故的恰当翻译。     

应重视邯郸哲理性成语典故的研究——以《公孙龙子》为例

邯郸被命名为“中国成语典故之都”,这是邯郸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邯郸学术界有责任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提高成语典故之都的学术品位,造福于邯郸人民。文章从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和“鸡三足”进行的探讨,提出了应重视开发那些具有深刻哲理,给人启迪,给人以智慧的深层次的成语典故的观点。     

遣词隶事 光焰万丈——以任、史二注析山谷诗用典之特点及手法

宋人天社任渊、青神史容、史季温注山谷诗,在山谷诗注中为时间最早,也最权威、最可靠。山谷诗之用典最是山谷诗艺之特征处,也最能代表宋诗特色。其用典可概括为用事、用意、用语与兼用四种情况。其手法有引用、借用、摘用、改用、缩用、挪用、广用、反用八种类型。其用典特点,一是精密,二是着实。对于山谷诗之用典,自宋以来,有褒有贬。     

典故词语的性质及其构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语言学中的典故词语的多寡,往往可以作为测量该民族该国家精神文明的标尺,并标志着其历史文化宝藏的丰富与否。汉语典故词语所具有的凝缩性、经典性、融合性、国俗性等性质,将典故词语与其他词语有效地区别开来,而典故词语的概括式、缩合式、截取式、复合式、藏词式、飞白式、序换式等构成形式对我们认识、掌握这一语言瑰宝,提供了可行的依据。     

论苏轼诗歌用典的“同类误用”

＂以类相从＂是中国古代类书的编纂体例。宋代是一个学术发达的时代,文人士子读书过程中,为了记忆的方便,也常常以类书为参考,＂以类相从＂,如苏轼读书的＂八面受敌法＂。这一学术潮流方便诗人在用典时多个同类典故集中使用,用典更加密集化,促进了宋诗＂才学化＂特征的形成,但也造成了同类典故的混淆和误用。文章从苏轼诗用典的错误案例出发,分析苏轼诗歌中典故同类误用的现象,并从这一角度认识宋诗＂才学化＂的整体特征。     

杜诗切姓用典试论

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     

文本是言语

"文本"是解释学的重要范畴,解释学就是研究对文本的理解的。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本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语言可以相对地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言语是活的语言,是使用着的语言,有说话者(作者),有听众(读者),有语境,有所指(文本的意义),有个体性的特点,一旦言说,言说不可改变;而"语言"是对言语的语文学抽象,指人们在言语时能使用的语词的发音或字形、词义(能指)、语法、体裁等,它不是使用着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没有言说者,没有听众(读者),没有语境,没有所指,没有个体性而有区域性、民族性,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作为语言的存在是言语,包含着"语言"而不能仅仅看作是"语言"的存在。确认文本是言语这一事实,对于解决"人的历史活动是不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有没有原意?"、"文本的原意能否被读者把握?"、"理解有没有正确性问题?"、"理解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和认识有什么区别?"、"解释学和认识论有什么区别?"等解释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解释学应当尊重文本是言说这一事实,一切与这一事实相符合的解释学理论是正确的,而一切背离这一事实的解释学理论是错误的。     

修辞和修辞学的“三点一线”基本原理概述

修辞学发展至今,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基本原理做一次总结性的归纳与概括,使之更加清晰更加条理化呢?我以为是可以的。 全面而系统地深入考察修辞和修辞学,我们会发现,人们,尤其是语言大师们竭尽其能,精心运用语言的全部过程,其实只是如何将语言运用中的“三个点”完美地协调到“一条线”上,使之成为有机的一个艺术整体的过程。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古今中外的修辞学家们为之潜心研究的实质,也不过上述三个点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点就是笔者在蒙古语修辞学研究中经常提及的:内容,表达,效果。 “内容”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信息:“表达”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形式:“效果”指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言语交际信息反馈或言语目的实现形式。于是我们又可以分别换称三个点为“表达内容”、“表达形式”、“表达效果”。     

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刍议

语言学家奥斯汀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把施为句分成三种：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我们借用奥斯汀的以言指事之称，认为语言中的禁忌语也是“言有所指”，指代的是客观世界中人们所避讳的事物和理念，因此被禁忌。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大致可以分为人称代词指称语类、专有名词指称语类、普通名词指称语类三个类别。人们之所以禁忌这些言语，是混淆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论陈子昂诗歌的使事用典

对初唐杰出诗人陈子昂的研究,论者代涌、评述蔚然.却很少有人关注陈诗的使事用典问题,这不仅涉及对陈子昂创作精神和作品风格的全面理解,也影响到对唐诗用典问题的全面考察.因而有必要予以探索.在陈子昂的诗歌中使事用典的现象极为普遍,仅现存的128首作品看,共计用了约300个典故.其中不少作品如《卧疾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