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X事件看厦门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

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渠道、内容、手段与技能等方面对PX事件中所体现的厦门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整体分析,认为厦门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广泛性、进步性、多样性、多层次性、便捷性等特点,一定程度彰显了厦门公民的政治参与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和水平。     

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绩效,是后发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政治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同时也容易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单纯的绩效合法性战略无法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绩效合法性困境".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宪政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首要基础是绩效合法性,重要源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根本内容是民意合法性,长期目标是程序合法性;而邓小平自身的品质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条件。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不仅达到了政治合法性内容的三个科学统一,而且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类型的三个伟大转变。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新模式。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虚拟世界的现实力量——盘点2007年四大网络事件

2007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共事件年",从最牛钉子户事件,到厦门PX事件,到山西黑砖窑事件,再到华南虎事件,公众舆论由下至上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这其中网络起到关键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直指现实问题、公众热议评判、推动事件进程成为2007年网络主流,公众从典型事件出发使公共利益问题由网络空间进入现实生活并摆到政府的桌面.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从中国古代实践看制约政治传播效果的政治因素

目前学界大多着眼于从传播层面入手讨论政治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却充分展现了政治对于传播效果的制约性影响。首先,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传播活动必需的议题设定、政治符号选用、政治修辞与政治社会化等环节都要以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其次,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还依赖于政治创造的宽松的言论环境,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下这一点尤为必要;最后,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以明确的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特质及其发展水平决定的。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困境及改进途径不能忽视这些政治制约因素。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等不断加深,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渐行渐远。西方左翼思想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困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都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危机,不能解决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金融危机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并不断走向完善。     

突发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共事件频发。这一方面反映了普通公众对环境权益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公众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不足。对我国2005—2013年代表性环境事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政治观念、制度供给和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通过自我修正的方式化解公众参与困境。为避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重塑政治合法性,应从治理理念出发,以公共利益为基石,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拓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培育组织化的参与表达机制,从而使环境决策更具有利益包容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发展路向与价值选择

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加速转型阶段，执政党遭遇合法性挑战，面临从革命到执政、从群众到公民、从动员到自觉三重转型。坚持并完善群众路线是维护与提升执政合法性的理论根源与经验路径的必然选择，必须重新认识群众路线的时代意义，在创新与发展中深化群众路线，适应群众构成的新变化。具体策略包括超越民本、促进政策回应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等。     

同意观念的西方困境与中国式表达

与对同意的其他解释相比,John Kleinig的同意概念最为明显的特征或其特殊意义就在于凸显了同意方的责任。虽然明示同意、默示同意及假设同意在解释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时都因其自身局限而陷入了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概念就因此而丧失其存在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蕴同意的"人民满意不满意"这样的标准,与西方政治学界传统上主要将同意理论用于证成公民政治义务的取向无关。     

从唯物史观视阈解读汤因比对人类困境的宗教救赎提案

由于世界交往时代的到来 ,当今人类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尖锐碰撞 ,矛盾丛集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超越当代人类困境的提案。汤因比通过对人类社会文明的梳理 ,指出文明是研究人类早期的可以理解的方式。以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文明 ,将人类个体的自我反省从社会中驱逐出去 ,成为当今困境的孽源。因此 ,当代文明不再是人类困境超越的研究单元 ,人类困境的超越在于当今文明崩溃中复兴的高级宗教 ,从而提出宗教救赎提案 ,并认为从中国文明的沿接中得到线索。本文的意旨并不在针对汤因比的拯救个案进行批判 ,因为宗教救赎在当代已经成为一股不小的思潮波及到我国学界 ,不仅影响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 ,而且干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从唯物史观视阈对其进行科学解读 ,彻底剥篪其理论的迷惑性 ,廓清人们对当今世界矛盾和中国现实认识的种种迷雾 ,是超越时代困境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

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 90年代初期 ,进行过激烈的交锋 ,到了世纪末的最后三年 ,学术界谈论的“主义”则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诸多联系 ,以及与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的若干关联 ,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世纪末中国思想论战中最为尖锐的场域。本文通过分析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出场中所形成的三种不同姿态 ,即自由主义的推进者、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自由主义研究者的考察 ,认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有其自身不可否认的合法性 ,但仍需要寻绎自己的有效性边界 ,使自己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     

自我观和社会哲学的建构

社会哲学包含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论证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正当合法性或道德重要性的学问,而这种正当合法性或道德重要性一直建基于自我观之上。自我的本质是什么,自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言说方式。本文对目的论自我观和道义论自我观进行了梳理,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语境中,揭示了不同的自我观与政治观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当代自我在西方政治理论和现实政治中的困境。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国家以自己的行动来获取来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是为合法性的基础。本文以此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无节制的抽取虽然实现了财富从社会到国家集中,但引发了来自社会的对抗。这使得南京政府采用强制力量而非制度化的手段实现政治剥夺。一味的强力控制导致了集权的形成。束缚了社会活力的增长。南京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而其供给能力先天不足,无法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国家安全、产权保护等基本的公共物品。只享有权力而不尽义务的政府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要求参与政治、改组政府的压力。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南京政府无力通过制度创新,以超越其原有功能．容纳新兴利益集团而完成变革。其低下的调适能力使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法性建构何以可能——基于两个案例的比较

近年来,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不断通过赢得合法性以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本文运用"制度–生活"分析框架,以两个个案为分析对象,从议题、社会动员的范围和渠道、媒体的作用等角度对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建构合法性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环境话语的建构可以弥补社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之间的断裂;环境行动需要坚守政府合法性的底线。随着法律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将会更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变革。     

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多元性和变化性的参照系中构筑政治合法性,必须超越传统上经验主义依靠大众对统治服从的经验,也不能局限于规范主义对永恒正义的抽象思辩.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统治秩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自身事实上被承认.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的危机,就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保障.     

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我国城市居民法治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资料,对我国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与美国的同类研究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中美服从法律的程度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我国居民对司法机构的公正性有较大的宽容度,由于对法律是否服从源于人们是否认同法律的“合法性”,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中国在走向法治化社会的过程中,虽然中国法律权威的建立有赖于政府权威,但法律权威只有尽早脱离政府权威,并成为超越一切权威的权威,法治化进程才有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