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赋诗的真相

两汉以来,对于春秋赋诗的真相一直存在误解,以为“赋诗”就是吟诵现存诗篇,或者即兴创作一首诗歌。其实,春秋“赋诗”是一项典型的礼乐活动,是宴享之礼中的一个仪注。在宴享活动中,主人点乐章招待客人,由乐工演唱;客人或者推辞,或者接受,听完以后表示感谢,并且点乐章回敬主人。由于宴享礼的失落,汉人已经不知道“赋诗”的具体仪注,致使春秋“赋诗”的真相湮没了两千多年。     

隐语和譬喻文化视野中的春秋赋诗

赋诗是春秋时代的文化产物。从赋诗中赋后加以解释以及赋者之意不在诗本身而在其比附的对象来看,赋诗在某种程度上蕴含有隐语与譬喻的性质。而考察典籍记载的春秋战国时内含譬喻的隐语可以看出,人们在使用隐语时正与春秋赋诗相似。赋诗绝响后,隐语得到进一步发展。     

“郑风淫”的形成与春秋郑国战略地缘关系——“郑风”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郑国处于天下之中的战略地缘位置.发达的商业、频发的战争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交融,催生并强化了郑地娱乐社会心理,使得《诗·郑风》等艺术形式超越了原来的艺术规范,具有“淫”的特色和超越节度之意.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春秋后期引诗、赋诗、说诗的样态及走向

春秋后期的引诗、赋诗、说诗都一度出现高潮,但到后来,引诗、赋诗活动衰落,而说诗风气继续蔓延。这个阶段的引诗、赋诗,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繁入简的演变,说诗则是由简入繁。引诗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赋诗出现审美属性强化的趋势。训诂说诗、义理说诗,以事说诗,是当时说诗的三种主要方式。     

《左传》赋诗:“造篇”与“诵古”之别

《左传》赋诗历来以其浓郁的文学性引人关注。郑玄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但人们对《左传》赋诗的研究多集中于后者的"用诗之能",而较多忽略前者创作行为的自然发生与独特表现。对《左传》"造篇之赋"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从创作论的角度发明"诗"之来源;对《左传》"诵古之赋"的研究则有利于了解春秋人对"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思想,从传播论的角度验证"诗"之流布。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季札评《诗经·郑风》之“细”涵义探微

《左传》所载季札观乐一事历来备受关注,他对《诗经·郑风》之“细”含义的评述,各家对此众说纷纭。检索《左传》所引《郑风》与传世《郑风》在汉、宋时期的接受情况,回到历史语境,运用诗学相关理论,结合音乐学、社会学方法,以发展观念从诗与乐的角度分析季札所评《郑风》“细”的内涵及其影响。从乐评角度看,“细”指音乐的繁杂、精妙;从诗评角度看,“细”指诗词内容多言男女情爱之事,感情表达繁绮细腻。《郑风》在春秋时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音乐效果,在审美上都有突破。季札对《郑风》的评论具有文本与音乐的双重指向,深层心理更多体现了对艺术美的恐惧,“是其先亡乎”也是一种戒惧的忧患表述,不能据此质疑季札观乐的可信性。这一心理与思想对孔子以及汉、宋诗评影响颇大。     

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春秋行人辞令简论

春秋行人是春秋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而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通过考察春秋行人与时代的关系、知识构成、辞令特色以及对战国策士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行人辞令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春秋时期郑国的成文法与"悬书"

郑国在产生第一部成文法的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郑国的成文法是为了维护诸侯国的统治,是为诸侯国排忧解难的;而"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反对诸侯国统治的,所以"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的倡导发起者邓析子遭到郑国统治者的杀害.春秋时期的郑国出现我国第一部成文法、"悬书"和狱讼辩护制度,是在郑国经济的繁荣、民众思想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

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德性优先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在夏商之后又有其独特特点,人们把德纳入天道、鬼神、卜筮、妖魅这些活动当中,这些事件的应验结果往往还需要根据人们的德行来判断。求吉还需修德是春秋时期尚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略论春秋诸侯国间的纳赂受赂现象

纳赂受赂是春秋诸侯国交往时较为盛行的一种行为。本文从纳赂对象、纳赂原因、纳赂和受赂国的地位、纳赂的前后时间变化、纳赂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原因等方面对此予以了初步探讨。     

春秋时期的婚姻状况

春秋时期的婚姻既残存着氏族社会的原始与落后,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严格要求与束缚;既有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自由,亦有封建社会男性的专权。而儒家礼制也开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就春秋时期的婚姻进行了分析。     

春秋祖先神的神性职能

春秋祖先神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族人,人与祖神的沟通方式主要有祭祀、祈祷和托梦。祖先成为宗族保护神的信仰基础是春秋人相信人祖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亲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国君的祖先神则具有宗族保护神和国家保护神的双重神性职能。现实需要、社稷观念和宗法政治诸因素相互作用,使国君祖先神得以成为一国保护神,其中家天下的宗法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亲族化和统治阶层世袭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春秋国君祖先神作为国家保护神,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列国君主及其宗族的家天下,而不是国中的民众。     

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

春秋时期是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大变革、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产生的时代,是殷周以来天命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逐渐过渡和转向的时代。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主要表现在殷周神权政治价值观的崩解、重人事轻神事,思想变迁与价值转向及民本论,奠定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基石三个方面。     

春秋时期郑国礼乐文化与国家礼制冲突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地方诸侯国日益强大,维护其统治的礼乐制度不断被破坏和违背,以郑音为代表的新乐挑战旧乐,即是此时期变革的一个缩影。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地域文化快速发展,与周王朝国家礼制的要求产生冲突,郑音的形成与流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郑声是孔子对郑音的贬斥性的称谓,目的是为恢复周礼及周乐。孔子独斥于郑国,乃是因为郑国与周王室血缘关系更亲近,带有树立典型,匡正礼仪规范,警醒世人的目的。     

春秋聘问考

聘问是春秋时期列国邦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各诸侯之间聘任使往来频繁，仅见与《春秋》所记的聘问就达139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