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

"经纪体制"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20世纪后,建立现代民族一国家和对现代化的全面寻求,是任何政权为确立统治合法性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基于此,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在开始基层政权"正规化"、"官僚化"的同时,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业经济,也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乡村合作社运动",并由此形成了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两者之间的高度耦合性,致使合作社为乡村中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和赢利型经纪所操纵、控制,异化成为乡镇长、保甲长等强势阶层谋取小群体利益的寻租工具,最终损伤了政府的乡村合作社制度安排绩效.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失借鉴意义.     

国民党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合作运动为视角

国民党执政之后,为挽救农村经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大力推行合作运动。但现实政治需求的上升淹没了合作的初始经济动因,行政外力的全程推动致使合作呈现出强制化特征,信用合作的膨胀及社员构成的变异又促使合作社以畸形化态势发展。上述异化的发生导致合作运动背离复兴农村经济的目标,国民党整合乡村的失败结局也因此不可避免。     

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探析

近十年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呈现加速态势,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制创新的一个新亮点。合作社已经成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统一经营实现方式的重要载体,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工具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载体。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如下新动向:领办人主体逐步转向各路社会精英,并带动合作社发展的起点提高;成员身份走向生产者、经营者、投资者多元化,成员构成的异质性进一步增强;合作社扩大经营规模的途径趋势是纵向一体化,从而带动合作社产权股份化、公司化经营趋势突出;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加速;合作社快速扩张与人才全面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合作社的外部发展环境日趋严峻,除了经济方面的市场竞争压力外,社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基础的状况没有改变,合作运动的推动者供给不足、合作文化贫乏,农民缺乏自觉精神的问题突出。未来政府的扶持重点应放在大力改善合作社的社会环境方面,引导社会精英与农户向着利益共同体发展。财政扶持合作社的重点应向支持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转型。     

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机制——以江苏省为中心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国民政府合作社政策缺陷的产生原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政策存有诸多缺陷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的是主观认识偏差所导致,有的是客观条件限制所造成,而有些则与其政权性质的局限性紧密相联。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复兴乡村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的预定目标却未能达到。     

试论抗战前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农村经济衰败残破、肃杀荒凉之景,亟谋变通之法,视合作运动为救治良方,旨在以此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稳固基层统治秩序。从合作社的性质看,以官办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类型看,以信用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分布看,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以少数省市为主。合作运动在少数地区相当程度的发展,既是对农村经济的微薄救济,又是国民党乡村统治的稳定因素,还是推动中国农村近代化历史进程的积极尝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交替掠夺,导致中国农民的极端贫困化,合作社严重缺乏资金,由于国民党对合作运动推行乏力,合作法规漏洞百出,合作社每遭操纵利用和打击破坏,加之中国农民受教育者寥无几人,而许多人却莫名其妙,因此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不可能实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终将遭致流产的厄运。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与农民负担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一方面力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另一方面则力图从乡村社会中汲取更多资源以投资于建设,在这一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中,因为赋税征收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建设方式存在的问题,导致农民负担加重,从而影响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控制。     

梁漱溟合作经济思想探析

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抱有改造中国之志.他联合有共同志向的同仁,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把邹平作为试验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运动实践.他的合作经济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真分析产生的,他认为中国必须走合作之路,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这个任务应该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他主张的一些合作社原则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体化演进路径——以陕西省52家种植业合作社为例

基于以陕西省5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的调研,对合作社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发展情况的考察发现,合作社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缺乏、人才短缺、动力不足以及合作意识薄弱等问题。为此,应在遵循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体化演进路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从加大融资支持、政府合理引导、促进联合发展、加快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进程、有针对性开展培训等方面推动合作社一体化发展。     

合作社“自治化”还是“行政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运动推进中的路线之争剖析

"自治化"与"行政化"是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相异的路径。前者是一种社会"自组织"行为,由民众主导"自下而上"展延,更能体现合作经济的本质;后者则是借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易使合作社"异化"。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事业推进中两条路线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外化出了人们对合作经济进行中政府角色及行政力量参与程度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及其实施成效

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克服农村经济政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合作运动。但由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当时中国内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人才缺乏以及地方劣绅的抵制,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其运动理想,合作运动成效甚微。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