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论唐代宫怨诗

唐代诗苑繁荣.抒怀言志,山水田园,边塞讽谕之作自不必说,宫怨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活跃发达的景象.就从《全唐诗》统计,标题为“长门怨”、“婕妤怨”、“雀台怨”、“昭君怨”、“旧宫人”、“宫人斜”等的宫怨诗,共有300余首.若加上宫词中属于宫怨性质的和以宫怨为内容而不标明宫怨的诗,唐代宫怨诗至少达到500首.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都写下了不少宫怨佳篇.“宫怨”这一题材,并非唐人的独创.早在齐梁以前,民间已出现官怨性质的乐府诗.但是象唐代这样有众多诗人参与制作,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却是任何朝代都没有的.鉴于此,笔者试图     

宫怨诗范畴辨析

宫怨诗定义一直比较模糊,容易与宫体诗、闺怨诗、宫词混淆,本文拟通过对宫怨诗与宫体诗、宫怨诗与闺怨诗、宫怨诗与宫词的比较来明确宫怨诗的概念。通过比较,本文认为宫怨诗滥觞于《诗经·小雅·白华》,正式出现于西汉,兴盛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主要反映了古代宫女幽闭深宫的痛苦和衰怨,语言含蓄蕴藉,多具文采。     

论先唐宫怨诗的发展及其嬗变

宫怨诗是我国古典诗坛的传统题材,主要抒发深宫女子的愁情怨绪。它萌芽于先秦,成熟定型于汉代,在魏晋六朝得到持续发展,至唐而大盛。《诗经》中的《绿衣》《白华》是宫怨诗的滥觞,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是第一首较成熟的宫怨诗,在宫体诗兴盛的梁陈时代,宫怨诗受其影响,带有几分香艳色彩。     

铜雀台诗"宫怨"主题的确立及其中晚唐新变

以铜雀妓故事为历史本事的铜雀台诗通常被看做传统宫怨诗,但事实上,不同时代诗人们对此题材的关注程度、角度和重点都在变化和丰富中.在南朝和初唐铜雀台诗中"宫怨"主题得以确立,缺憾是只悲叹歌妓命运而无问责.中晚唐铜雀台诗发生两重大新变:独特地承载了唐人对奉陵宫人的同情和对活人配陵制度的批判;由宫怨主题转向咏史怀古,由表现对铜雀妓的同情转为对悲剧制造者的批判和对历史沧桑的感悟.     

唐代宫怨诗综论

在唐代诗坛上,宫怨诗与边塞诗、山水田园诗、行旅诗、悯农诗等一样,是一枝摇曳多姿的奇葩。所谓宫怨诗,乃是抒写宫廷女子的怨愁苦恨之诗。把“宫怨”作为特定内容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由来已久。据说司马相如代失宠的陈皇后向汉武帝婉转陈情的《长门赋》,当推为发轫。汉武帝时班婕好(或作倢伃)退处冷宫后自悼的《怨歌     

唐代宫怨诗歌及其情感表达

宫怨诗是唐诗的精华,诗人寄情于宫怨,拟古乐府仿写,表达了对宫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除了表达原有的失宠幽怨与希翼复宠的宫怨意味外,借古讽今与借宫怨以自况两层含义较为明显。而其他不入乐府的宫怨诗,其本旨即是借宫怨所包含的君妃关系以寄寓诗人君臣遇合的感慨。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     

诗分唐宋试论

一诗分唐宋──从研究的角度看，未可厚非。因为诗歌发展的流程不可能完全一样，必定有其一定的阶段性，各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作阶段的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正如有人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有助于说明诗歌的流变了样。但截然以朝代划分，并把唐诗与宋诗作为两块来比较研究，强调其各自特点，势必多着眼于其异而少注意其同，反而割断诗歌自身发展的脉络，造成许多新问题。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谈到“诗分唐宋”时云：“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     

“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

盛唐王昌龄的宫怨诗与中唐王建的宫词,在诗歌史上均颇有影响.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创作的材料来源有别,题材性质各异,仕宦经历不完全相同,表现手法互异,以及盛、中唐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的悬殊.     

明人的宫词观念与宫词创作

明人创作了2900余首宫词，对宫词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提出“壶史”“皇家大竹枝”等概念，题材以宫中行乐和宫怨为主。这些宫词在诗法上或为叙述性纪事，或为抒情性写怨；在作法上含蓄、浑厚；在内容上或揭露明代宫女的悲惨命运，或抒写了一代兴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论词词及其诠释方法——以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为中心

以词论词是用韵文论文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其源自于论词诗,后延伸至词学领域.论词词在清代较盛,尤以晚清民国为最.晚清朱祖谋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集中体现了这种词论形式的发展和成熟.考察朱氏的论词词,可以看出其使用了知人论世、寻章摘句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并有所新变,巧妙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他人的论词序跋及诗词化入论词词中,照应了词体文学的独特体式并达到了论词的目的.     

从“发愤抒情”到“不平则鸣”——诗怨内涵演变之“直抒怨艾”路径探析

"诗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命题之一,随着时代和社会背景的更迭,其内涵也多有变化,而内涵变化背后则是中国传统士人人格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从风格上看,孔子之后诗怨命题内涵的演变大致有两种路径:"直抒怨艾"和"温柔敦厚"。从诗怨内涵发展历程看,从春秋战国到唐代这一历史时段的演变比较重要。在"直抒怨艾"的路径上,从屈原的"发愤抒情"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诗怨"命题认同"怨"的激发作用,对于诗怨文学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渐明确,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自我担当意识逐渐增强。明后期"诗怨"内涵的演变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段"诗怨"命题的基础上延伸和完善的。     

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

初、盛、中、晚分期法对唐文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的确,它有利于对唐代文学史作局部的研究。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整个文化构型的发生、发展、嬗变的运动过程,把握文学现象与文化诸因子之间的特殊联系所形成的整体结构,作功能性的研究时,就会发现初盛与中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构型,这点前人也曾悟及。叶燮《已畦集》卷8 《百家唐诗序》称:“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 ‘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     

论《诗经》中的怨刺诗

文章论述了《诗经》中划分怨刺诗一类的合理性 ,并对某些文学史本在《诗经》内容划分上的偏颇进行了批评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 ,因作者不同 ,其内容也有很大差异 ;怨刺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是些尽善尽美的作品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踏歌”臆解

唐代是我国文学全面发展的时代。其中尤以诗为大国。唐诗艺术之精姑不论,仅其内容之浩翰,足令人叹为观止。这也为后人洞悉唐代社会风貌提供了取之无竭的源泉。诗歌是艺术,它与音乐、舞蹈、戏曲从一诞生起就结合在一起。因此,要研究唐代的戏曲,也就不能不特别地留意唐诗了。 本文仅就李白《赠汪伦》中之“踏歌”,略申其与歌舞、戏曲之缘,以就正于方家。 《赠汪伦》写于天宝十四年乙未(755)。时李白五十五岁,诗曰: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诗晓畅明白,故历来注本诠释其意者甚少。关于“踏歌”,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作了说明:     

诗坛过渡的使者——重塑张说、苏颋的诗人身份

燕公张说、许公苏颋因“大手笔”而成名天下,其二人既经历了初唐之末,又进入了盛唐之初,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好与初唐诗风逐渐发生变化,盛唐诗歌开始展现其独特风貌的过程相始终。唐中宗景龙年间,张说、苏颋就已经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在初盛唐诗歌流变过程中,他们处在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诗歌创作接受了哪些影响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变?这正是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论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之互动关系

唐代豪侠小说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唐代咏侠诗为其提供的文学和文化积淀。一方面,侠主题在初、盛唐时由诗歌先期引入,当咏侠诗达到高潮之后,侠主题又在中、晚唐由诗歌向小说转移。另一方面,咏侠诗为豪侠小说确立了侠的观念,丰富了侠的形态,为豪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当然,唐代豪侠小说在对唐代咏侠诗作大面积的继承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超越和流变。因此,唐代豪侠小说与咏侠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