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韩非论孔子

<正> 解放后有关韩非的研究专著与论文都肯定了儒法对立、礼法之争,从当时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指出韩非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细读《韩非子》一书,用“批判”二字概括韩非对孔子的态度是笼统的。韩非对孔子其人很多地方是基本肯定的,当然他肯定的孔子已非孔子的本来面目。     

现代女性文论中的正义观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被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在正义方面的天然不公平性.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她们利用男权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自身的特质.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性文学中的叙事,才能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正义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正义既关乎社会秩序,更牵涉女性权利.进入当代,女性的社会权利、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女性文学在公共领域内的不在场导致其公共话语权的缺失.女性文学又过分强调自我而割裂同男性的联系,更加剧了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思潮不断变幻的今天,女性只有书写自我、挖掘特质,同时善用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宏大叙事,在公共领域内彰显自我并与男性一样“在场”,与男性构成“我们”的共同体一起对抗男权社会的侵袭,才能实现对女性正义观和正义地位的现实构建.     

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

与前朝相比,寺观奴婢和雇佣成为唐代乳母的新来源;其社会角色除传统的乳哺、参与家务劳动外,还有辅助教育的功能;唐代,皇帝、太子乳母的爵赏实现了制度化,一般封以“夫人”邑号,封赏对象逐渐扩大;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渐下移,唐朝士人已基本接受了为乳母服丧、封赏乳母的制度规定,礼敬乳母在唐代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最后,探讨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原因。     

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河东柳氏在唐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家族文化。其家学在史学、文学、书法学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涌现出了像柳芳父子、柳宗元、柳公权等一批名家巨匠;其家风注重孝义和礼法,耿直忠正,直言善谏,培养出了柳奭、柳泽、柳公绰等一批名臣。家族文化是河东柳氏声望不坠,实现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分流的重要原因。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论《旧唐书》的是今文学观与多元化思想

《旧唐书》所秉持的是一种是今文学观。是,即肯定、赞美;今,即唐代。这种文学观在《旧唐书》中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在文学发展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学自有特色和优点,应该肯定并赞美。在文学价值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人之德也许不足但才气才能和名气名声更大,也应该肯定并赞美。《旧唐书》还有多元化思想倾向,以儒为主,兼容释、道。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

"怀才不遇"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唐代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遇"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有关,也与士人信奉儒家用世哲学,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胸襟抱负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融合之势,对宋代文人的思想结构、文化性格和处世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进而使其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主题大为淡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女神与女从——中国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

在女性主义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学应注重其民族特色。儒家文化精神为主导的女性伦理,是中国女性历史上主体位置缺席的“元凶”。然而,儒家伦理之于女性又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儒家伦理的妇德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儒家伦理中的孝道在中国“母性崇拜”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又将作为母亲的女性推到社会主体文化表述者位置。这形成中国女性处境不同于西方女子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两极化表现的缘由。它导致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地迟钝于西方女性。     

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

本文梳理了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各种相关学说的内涵和思路,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和反思。作者认为,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礼法思想的超越根源;礼与法的关系;礼法的“无讼”取向三个方面。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对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进行扩展性研究;第二,要探究先秦儒家礼法思想自身的理解和体悟方式,发掘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关于唐内诸司使与威远军使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明清江南女性文化与《红楼梦》女性观解读

《红楼梦》的创作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女性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评模式、女性社会文化空间的扩大构建了《红楼梦》创作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这些对《红楼梦》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红楼梦》在肯定女性对自我本质、自我价值的追求的同时,也对女性自身的弱点、生存环境、生存困境等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与反思。     

汉代礼制与公私秩序的构建

＂公＂＂私＂秩序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关键。儒家理想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在汉代政治文化领域却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公而忘私,而是对公、私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认知,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私领域的保护,其间儒家礼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儒家礼制兼有公、私的属性,强调在公共领域遵循＂义＂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遵循＂恩＂的原则,如此才能公、私和谐而有序。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性别思想与“双性同体”

＂性别＂理论的建构寄托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改造传统性别文化的梦想,但＂社会性别＂范畴自身却是父权文化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的这番理论探索却呼唤了人们对＂女性文化＂的重视,弥补了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其象征＂爱＂与＂生命＂的＂双性同体＂的伦理追求拓展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打破＂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展示了＂启迪男性、融合两性气质＂的精神发展走向。     

《聊斋志异》“花妖狐魅”中的史实与话语建构

对《聊斋志异》女性狐鬼形象的解读视角,历来集中在性别话语或文学赏析上。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探讨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的具体语境与文化价值。《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形象,是由明清病态审美观发展而来的,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主要观点有三:一、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备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二、狐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三、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有助于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其中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