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欢腾、绝地天通与礼物交换——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及其化解

涂尔干将神圣—社会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凡俗—个体的强制性存在,自我的牺牲成为个体感知和进入社会的前提,以个体自我牺牲为特征的“集体欢腾”也因此成为涂尔干眼中通向社会的最佳路径;莫斯则暗示,“集体欢腾”所催生的亢奋、痴迷与狂暴会反噬个体乃至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个体注定不能通过这一路径进入社会,相反,保持人—神适度分离的“绝地天通”才是日常生活得以持续的保障;为化解与涂尔干的理论分歧,莫斯以礼物为中介,指出了“社会如何可能”的另一种答案：循环往复的礼物交换能够让“社会力”完全作用于个体,使社会的生产和持续得以可能。重现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有助于理解法国年鉴学派宗教人类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延承,能够为准确解读《礼物》提供学理依据。     

神圣秩序展演的凤村年俗

作为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民俗信仰,与村民的年节生活有一种深层联系.凤村年俗形成的诸多文化现象,实际上印证着民俗信仰已融入了某种神圣的秩序,以致村落年节生活成为神圣秩序的展演.年节习俗对神灵和祖先的仪式是重复的过程,这种记忆一直延续到现在,一脉相承.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

还愿仪式是土家族传统文化事象之一,也是土家语区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还愿仪式的神系、法具系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特征;仪式语言的变化不仅是社区语言生活的变迁所致,还是土家族民间信仰变迁的重要表现.随着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变迁,还愿仪式的功能已经淡化,人们更关注仪式中各种符号的象征意义.     

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连续三年对箐口村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仪式的观察基础上,描述了该项仪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变迁,认为"苦扎扎"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社区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必须与有意义的神圣秩序系统相联系.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妇女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变化,已在改变着仪式的某些内容和意义.文章认为,神圣与世俗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界限确定及变化都是制度文化建构的结果.制度文化在规约社会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在其间能动地进行创造提供了条件.     

集体记忆与民族亲和力的建构——以兰州西关清真寺为例

在城市空间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城市规模向四周逐渐延伸,市民的居住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原先围寺聚居的回族穆斯林群众,便迁至城市的各个街区角落。通过对散居回族现状和特点的分析,探知其以清真寺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借助集体欢腾、个体情感迸发、宗教仪式来建构民族亲和力,以实现其群体和谐的目标。     

民间仪式的统一与变异:以广东与香港太平醮为例

广东与香港乡村太平醮的比较的结果反映出民间仪式既有多变性也有同一性.变异性主要表现在仪节名称、仪节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某些纯地方性仪式不同,同一性表现在具有基本相同的来自道教正统的仪式结构和基本相似的地方仪式结构,显示出民间既重视在太平醮中加入地方的表达方式也重视整体仪式符号的规范性.这样,太平醮作为一种集体仪式既表达了地方文化需求,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整体的认同.     

凉山彝族“说布”仪式文化意蕴

"说布"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多样化的季节性仪式。它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其具有神学思维特征和神圣意识形态。"说布"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和谐之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在彝族"说布"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都对应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凉山彝族“说布”仪式文化意蕴

“说布”①是彝族原始宗教活动中最为普遍的仪式现象,是一种多样化的季节性仪式.它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其具有神学思维特征和神圣意识形态.“说布”背后隐藏的是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和谐之美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蕴.在彝族“说布”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都对应有特定的文化符号和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生产性破坏：破坏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组织形式

一、引言：评论的依据 本文是关于破坏在社会生活组织中的作用的反思。莫斯（Mauss）在其著名论文《礼物》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迫使受礼者回礼呢？”基于莫斯的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什么特质经常导致破坏成为创造的条件,成为死者变为善者的条件？破坏似乎不仅仅是把某种人类的秩序与某种神圣的秩序联系起来的祭祀仪式中的中心行为,它通常以自身的方式反过来转换生者。     

仪式、仪式过程及民俗物的关系——基于象征理论的"於菟"仪式解析

民俗仪式通过其所涉及的民俗物及仪式过程本身,指涉其特有的象征意义。"於菟"系列民俗仪式中各个单元特有的民俗物都具有特定的象征寓意,因而成为特定的象征指符。同时"於菟"系列岁末仪式中各个的仪式单元存在独自的象征意义,并最终构成岁末民俗的象征符号系统,从而展现出特定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反映出文化持有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反映出区域内或群体内部的某种秩序的维持机制。     

仪式、礼物与狂欢——“微时代”网络社群红包的人类学阐释

微端红包在网络社群中扮演着"多重能指"的符号性角色,关涉着认同性仪式、情感象征与价值交换等诸多议题.微时代的网络社群红包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礼物",在一种"流动的循环"中表现出集体狂欢的倾向,这进而实现了符号作为文化资本的情感性消费.在"微时代"背景下,网络社群红包作为现代人群生活方式的一个表征,其价值与意义也有待进行人类学层面上的阐释与反思.     

壮族蚂祭祀中的身体人类学意蕴解读

身体的行动中蕴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符号成为社会文化构建的基础单元。在乡村社会祭祀中的身体行为与仪式、行为方式、行为意义以及规范对非制度形式的社会制度形成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此,解读民间祭祀中意蕴,对于把握乡间社会的组织与秩序、推行适宜治理方略有着关键意义与作用。本文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结构论、场域理论对壮族“蚂祭”的结构及其中的身体行为进行阐释,以揭示仪式文本中与众不同的身体践行活动与社会建构的关联。     

从《神圣的饥饿》到《神圣的娱乐》--从对神灵敬畏祭祀到戏剧仪式音乐看民族志写作意义

本文通过对《神圣的饥饿》和《神圣的娱乐》从人类学到民族音乐学的互文性阅读,挖掘两部著述之间关于仪式神圣性的显性或隐性的密切联系,构建新的解读视角,并试图从仪式一隅反观当下民族志理论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与普适性意义。     

仪式与秩序建构——对青海省互助县土族村落背经转山的民族学考察

背经转山是土族聚居区的传统仪式,其功能主要是农田祭祀与管理。在仪式中,多元信仰和民间组织的互动,建构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内生的秩序。这种由传统资源建构的内生性秩序,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神圣的饥饿》到《神圣的娱乐》——从对神灵敬畏祭祀到戏剧仪式音乐看民族志写作意义

本文通过对《神圣的饥饿》和《神圣的娱乐》从人类学到民族音乐学的互文性阅读,挖掘两部著述之间关于仪式神圣性的显性或隐性的密切联系,构建新的解读视角,并试图从仪式一隅反观当下民族志理论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与普适性意义。     

关于社会转型期民间庙会的思考——以内蒙古巴林右旗2007年农历6月15日庙会为个案

以内蒙古巴林右旗2007年农历6月15日庙会为个案,对当前内蒙古藏传佛教庙会的民间仪式进行了描述.说明庙会中民众的行为并没有单单建立在私人信仰的层面,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愿望的实际欲求中;正是民间信仰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空间;人的社会行为是理性的,人为实现目标的最大化而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使他们不断地形成新的目标,构成新的行为,从而影响了社会变迁的发生;在对仪式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家有神圣与世俗的划分.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不是神圣与世俗的剥离,而是神圣与世俗的关联.     

阿细密枝山祭祀仪式与生态和谐——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为例

仪式历来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诸方面。在生态和谐方面,仪式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仪式为人们制造了神圣的时间与空间。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的密枝山祭祀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仪式与生态的依存关系,以及村民们如何在仪式实践中实现与生态的和谐。     

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神圣空间观念解析

显圣物是神圣空间神圣性的自我表征和核心来源,湘西苗族祭“滚年”仪式中的三个神圣空间,其神圣属性源自不同的显圣物.仪式中神圣空间的生成及其神圣属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禁忌观念、巫术观念、祖灵观念等原始宗教观念的投射,其中,以祖灵观念的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祭“滚年”是湘西苗族自然崇拜的典型形态,也是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二元对立的秩序表达:洁净/肮脏视角的象征诠释

本文从梳理二元对立的概念表述入手,提出二元对立思想的核心是一种秩序表达的观点,并借助道格拉斯的洁净/肮脏分类术语,论证了二元对立产生的根源就是秩序与失序之间的对立,或者说是洁净表征的有序结构与肮脏表征的失序状态之间的相互对抗。本文还从洁净与肮脏分别对应的神圣与世俗属性,以及二者共有的表达形式——仪式入手,深入探讨了三种空间场域内洁净/肮脏术语体系所表征的秩序观念。然而,有序与无序之间并非截然可分,失序状态对有序结构的有意或无意威胁也普遍存在。因此,维持一个洁净或者说有序的社会也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净化方式:起预防功能的禁忌规则和起修复功能的污染净化。     

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以海村哈节仪式为例

海村京族人的哈节仪式过程有大量国家符号的植入现象.民间仪式中国家符号的出现,既是国家意识向民间渗透的结果,也体现了民间力量试图征用国家权力来整合族群内外部关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