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形态和公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政府已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事务。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也使政府意识到独善其身难以满足公民的需求。非营利组织因其具备自治性、独立性、公益性和相对透明、公开等特性,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公信力,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非营利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想模式,应是一种以政府为核心力量,与非营利组织积极合作、平等协调、良好互补、互相监督的良性伙伴管理模式。本文拟通过阐述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主导力量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优势,分析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实矛盾,提出对发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议。     

公共灾害性事件缘何“再发生”——基于危机学习的理论视角

当前各类公共灾害性事件频繁发生，给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充分，导致同类型公共灾害性事件多次发生。通过危机学习的“二阶论”可以发现，公共灾害性事件“再发生”的一个被忽略的机制性原因是危机学习在“一阶学习”中存在的局部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公共灾害性事件再次发生的问题。上下级互动关系不优、以避责为导向的危机学习容易导致一阶学习不充分与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传统依赖于上下级互动关系的危机学习模式容易在客观上为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埋下隐患，要解决这一问题须进一步推动政府危机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一个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与政府行为选择

公共物品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成为可能.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依赖于农村的非营利组织形式,其主要包括农村行业协会、农村合作组织和农村社区自治组织.但是,要保证非营利组织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经济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危机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与配合。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降低危机管理的成本,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能力的考量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性事件突显了我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能力薄弱的现状,主要存在危机管理理念落后、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处置迟缓、部门间协作不力、社会组织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健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是提升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优化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常态管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着力构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系统;制定并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加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法制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建设,完善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应急预案内容;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防范应对联动机制建设;强化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建设,不断提高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传播能力,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引导舆论,凝聚人心;加强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

史际春、张扬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属性与组织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和税收优惠、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及市场的法律关系三方面的分析,厘定了非营利组织的内涵和外延,探讨了它的立法规范及其调整。王名认为,非营利组织因其具有不同于企业和政府的特殊功能(包括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社会协调与治理、政策倡导与影响)而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因之而影响社会;由此,也可以将其分为动员资源型、公益服务型、社会协调型、政策倡导型等四种类别。陈旭清着重论述了非营利组织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认为非营利组织从总的方面来看,对非传统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会给社会造成安全隐患,需要加强相应的管理。张帆利用福利经济学中的失灵理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研究非营利组织,认为作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两种重要方式,非营利组织和劳动力市场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两者同生共存,缺一不可。陈秋苹则透过公共治理的视角观察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认为非营利组织面临公共权力冲突、社会角色冲突、经济利益冲突时,需要在责权对等的原则下,通过主客观责任互动,唤起每个人的志愿公益精神,构建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的法学概念与法治化规范

史际春、张扬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属性与组织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和税收优惠、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及市场的法律关系三方面的分析,厘定了非营利组织的内涵和外延,探讨了它的立法规范及其调整。王名认为,非营利组织因其具有不同于企业和政府的特殊功能(包括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社会协调与治理、政策倡导与影响)而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因之而影响社会;由此,也可以将其分为动员资源型、公益服务型、社会协调型、政策倡导型等四种类别。陈旭清着重论述了非营利组织与非传统安全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认为非营利组织从总的方面来看,对非传统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会给社会造成安全隐患,需要加强相应的管理。张帆利用福利经济学中的失灵理论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研究非营利组织,认为作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两种重要方式,非营利组织和劳动力市场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两者同生共存,缺一不可。陈秋苹则透过公共治理的视角观察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认为非营利组织面临公共权力冲突、社会角色冲突、经济利益冲突时,需要在责权对等的原则下,通过主客观责任互动,唤起每个人的志愿公益精神,构建公共责任机制。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