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记性及概念表征对汉语双及物结构习得的影响——以韩语母语者为例

标记性及概念表征影响韩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汉语、韩语分属不同的双及物类型，汉语为IOC/DOC型语言，韩语为IOC型语言，两种语言在双及物论元的与事R和客体T的语序、与格式的象似性、重成分的后置等方面均呈现出差异性。基于584个汉语双及物及相关句式、韩汉翻译测试语料发现，韩语母语者压倒式地输出与汉语双及物相关的介宾状语式“A给RVT”,而双及物结构的无标记句式“AVT给R”则极少，处于未激活状态；对汉语有标记的双宾式，其习得局限在原型双宾式“A给RT”上，使用频率仅次于“A给RVT”,偏误率高。究其母语根源，韩语与格式的无标记特征及语序、与格式的谓语动词“■(给/给予)”的对象表征、与事标记“■”的对象表征，均对汉语双及物结构习得产生较大的迁移作用。汉语二语语法习得研究与类型学紧密结合，引入认知类型学理念，一定能推进国际中文教学的深度发展。     

广州话的“有得（得）”句

广州话动词“有”及其否定形式“”［ｍｏｕ１３］与ＶＰ之间可嵌进“得”，形成“有得（得）＋ＶＰ”这种句式。本文对该句式进行了讨论，全文分两大部分：一、具体分析该句式所含有的６种语义，阐述各类的语义结构特点以及语义结构或语用习惯对动词的选择、限制。二、分析该句式的句法结构，对“有得（得）”的词性及句法功能作探讨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NP”中指示代词的功能研究

本文引进西方语言学中关于指示代词＂冠词化＂的理论,穷尽性考察上古9部传世文献中的＂指示代词＋NP＂短语,探讨上古汉语指示代词是否存在＂冠词化＂现象,最终得出＂此（斯）、是、彼、夫、其、之＂等所具有的定指功能,是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功能之一,是指示代词本身就具备的功能。至于＂夫＂,它不仅可以起宾语小句标示词的作用,而且可以用于关系从句结构之首,表示类指意义,甚至可以加在任何核心名词之前有修饰语的情况,起明显的标记NP作用,具有＂冠词化＂倾向。但是由于出现的频率较低,且始终没有发展出句法强制性,未能成为如其他语言中出现的定冠词。     

“时间”形塑的文化符号———新疆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研究简

因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宗教派别（门宦）的多样性,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回族内部一种普遍性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内部还有“时间”认同。综合起来,当地回族身份认同大体上由此三类构成。前两者与内地回族内部认同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后者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认同形式——“老新疆”与“黑户儿”,其为因“时间”而形塑的移民文化符号,并成为“你”“我”之间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     

康德的表象说及其哲学意义初探

＂表象＂概念与＂先天＂概念一样是构成《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基本概念。在该书及《逻辑学讲义》、《注解和片段》中,康德都把表象作为原始概念使用,并且存在对表象的不同分类。康德表象说的整分论实质反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家的表象（观念）的类图画论实质,这在近现代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康德试图通过组合来说明＂表象与对象相关＂和其他基本问题时,发现了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漏洞＂。     

黍、粟的维吾尔语词源考

维吾尔语中最初表示＂黍＂的词语是＂yjyr（ygyr）＂,一直到15世纪后才被teriq替代。而teriq最初的语音形式是tariq,是粮食作物的总称,到中世纪时也可指称小麦,后来词义不断缩小,15世纪后取代yjyr（ygyr）,专指＂黍＂。维吾尔语中最初表示＂粟＂的是qonaq,到中世纪时主要指粟,但可能也指高粱,到16～19世纪可能主要指高粱,到了19世纪末qonaq既可指高粱也可指玉米,到了现代它的词义没变,但在口语中更多的指的是玉米,而粟则用tydgynqonaq来表示。笔者在文中分析了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尝试着探究了其内部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论资源价格的实现机制——兼论资源的转移定价模型

转移定价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公司内部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管理手段。借用这种机制可以构建一个双企业(生态企业和非生态企业)及其对应的两种产品(生态产品和非生态产品)之间的转移定价模型,即对非生态产品或企业进行征税,而给予生态产品或企业以补贴,使二者在价格上保持一致。正外部效应的作用使生态产品在等价格的条件下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促使其生产规模扩大。在生产扩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下,生态企业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亏损额减少,政府补贴也就逐步减少;而非生态企业的运行则恰好相反。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必然使污染产品的供给数量越来越少,生态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引导也逐步让位给市场的自主竞争。这既符合政府生态经济开发的战略导向,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要求。     

当代西方知识社会批判思想评析

当代西方知识社会批判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知识社会进行批判:（1）知识社会过快的变化速度使得社会变化的方向难以把握;（2）知识社会有可能导致社会的非群体化,阻隔了真实的人际交往;（3）知识社会中文化滞差的加大,给道德、价值观等精神领域方面带来新的问题;（4）知识社会以知识的拥有量决定阶层的划分,可能导致新的社会分化;（5）知识社会经济的非物质性特点会造成经济的内部空虚;（6）知识社会中知识与信息一体化将引起知识文化品质的降低;（7）知识社会中知识的产业化使知识受商品观念驱使,从而影响了知识自身的形象。这派理论基于结构主义观点,关注知识社会存在的负面效应并反思了知识进步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知识社会并在实践中兴利除弊。     

诗歌意象组接略论

一、意象组接:诗性语言的活动 对于诗来说,意象是经过诗的显象语词外化并呈现给人们的。然而这种外化是如何进行的呢?换言之,意象怎样成为诗中的意象、语言怎样成为诗的语言的呢?作为诗的基本语言单位,单纯意象（实现了对象主体的内容、构成了具有审美意义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情景的图象的自主完形的意象。参见拙文《自主完形:一种新的诗歌意象分类模式》,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在语词的外化表现上实际只是一连串相对独立的词或词组。譬如“风”、“雨”“离愁”“乡梦”,孤立地看,它们是无法被称为诗的语言、诗的意象的。它们只是构成组接的要件。诚如苏姗·朗格所说:“诗人创造的并不是一串连缀起来的词语,词语仅仅是他的材料,用这些材料他创造了诗歌的因素。这些因素则是他写诗时所调遣、所平衡、所招展、所强化或所营造的东西。”（《情感与形式》）应当说,语词是通过诗人按照诗性的法则与目标在     

从“Vernehmen”到“觉知”的多重语际翻译：论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对形而上学先验意义的解构

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逻辑上，形而上学传统作为对世界本源的意义统摄，为现象界及其道德秩序的构成设定了先验的终极意义。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拒斥的标靶，是对源发于巴门尼德“ε?ναι”（Sein/存在）的先验意义给予解构。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于《同一与差异》中的多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他的存在论诠释学思想，以深化地讨论“Sein”与“Dasein”（此在）照面意义所界分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海德格尔在翻译巴门尼德那句著名的古希腊文箴言时，把其中的“νοε?ν”德译为“Vernehmen”，并以“Denken”-“思想（思）”作为同位语给予意义的限定性解释，以充分求证了“νοε?ν”“Vernehmen”“Denken”这三个概念在意义上的同一性。国内学者又把“Vernehmen”汉译为“觉知”，而“觉知”则是一个来自佛经《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翻译的汉语译入语概念。事实上，“Vernehmen”与“觉知”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荷载词，后者对前者的翻译是译者在自觉的误译中呈现出意义改写的创造性。需要提醒文学阐释学研究者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诠释学所照面的对象，是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具有同一性或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