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槽与关学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长期以来,其学派归属问题在学界聚讼不断.本文从其生平与学术生涯的探讨入手,进而辨析了学界对关学概念的不同界定,提出应对关学作三层划分,吕柟虽然是关中地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学不属于张载的关学学派,而来源于薛瑄河东学派之程束理学.     

吕柟与关学

吕柟是明代中期关中地区的著名理学家,长期以来,其学派归属问题在学界聚讼不断.本文从其生平与学术生涯的探讨入手,进而辨析了学界对关学概念的不同界定,提出应对关学作三层划分,吕柟虽然是关中地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学不属于张载的关学学派,而来源于薛瑄河东学派之程束理学.     

明代修筑河东长城的新认识

本文根据史志资料结合野外调查实情,对明代中期所修宁夏河东长城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近三十年薛瑄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薛瑄哲学的理气观、心性论和修养论均有所研究,并在宋明诸学派多维视野中进行诠释和定位。对近三十年薛瑄哲学思想研究加以综述,可以检示薛瑄研究的成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

网巾,因其有"天下一统"和"改易胡风"的政治寓意,在明初被统治者推广而流行全国。它一般被衬于帽下,具有束发、遮盖白发等功能,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流行、发展过程中,因其"人无贵贱皆裹之"的特点而得以在明朝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下实现商品化,在社会风尚的变化下质地日奢,并随着思想文化的日益开放而成为男女传情和表达情感的重要信物,至明朝覆灭后,因为网巾的独特社会地位又成为思念故国的符号。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体现了服饰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照。     

明代政府与监生

本文通过分析明代政府与监生的互动关系 ,说明制度的有效性在于满足制度相对人的需要。当制度不能满足制度相对人的需要时 ,制度不管其多么完美 ,最终都如一具僵尸失去效率     

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

明代中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胡椒进口贸易.在进口与本土化种植的推动下,胡椒的流通与消费在国内广泛展开,由奢侈品一举变为日常用品.胡椒与明代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在商贸、饮食、医药、军事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小小胡椒见证了明代中国的国际化潮流.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

明嘉靖六年,安南王国大臣莫登庸篡夺王位,改元"明德".此事件严重冲击明、安关系,使宗主国明朝政府陷入邦交危机.明朝朝野对此事处理的意见严重分歧,"征讨"与"招抚"之争,反复多次,最终采用两广地方大臣的意见,在军事威逼下,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相当于二品的"都统使"官衔,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明、安关系,使安南在理论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     

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与种类

本文从明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出发 ,对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学校中的学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察 ,分析各类生员别称的起源及其意义 ,各类学校中生员的种类 ,藉此说明生员别称的繁多 ,其实就是生员社会地位变化的真实反映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明代已形成一套包括急赈、报灾、勘灾、决策、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对于规范救灾行为、减少腐败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机械化、绝对化问题,不少官员"拘于成法",导致救灾效率降低,故而临灾"便宜处置"呼声日益高涨。在完善救灾程序与提高救灾效率的平衡上,明代始终未能很好地把握,其中有二者内在矛盾的因素,也有通讯、交通条件落后的原因,更为主要的是明代政治因素的制约。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滥觞于成化、弘治年间,正德时期则是前后变化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无不说明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     

明代社会与文化的演变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在正德前后明代社会、文化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文化开始出现转向,诸如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一至晚明,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文化更具“活力”与“多样性”,进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王学分化与明代文学思潮

王守仁哲学的二重性,既促生了对宋明理学主流的破坏力量,也伏下了对自身理论体系的解构机因.到王学左派确立之时,便进而形成反理学思潮.明代文学主流中的唐宋派、前后七子以至公安派、竟陵派.皆与王学左派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成员甚至就是王学左派中的重要人物.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带有近代化色彩的文学新思潮,特别是戏曲、小说的大发展,实际上正是王学左派以及反理学思潮的直接成果.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