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阎立本事件”的溯源与史传分野

<旧詹书>、<大唐新语>、<历代名画记>、<新唐书>和<室和画谱>中的"阀立本事件"的元文本乃是唐代的正吏传记;<唐朝名画录>中的记载来自于宫中的传闻.在对"阁立本事件"的不同评述中,国史、<大唐新语>和<旧唐书>等.普通人作者大多认同阎立本受辱的正当性,而朱景玄、张彦远、苏轼、李公麟等绘画专业理论家则对阎立本采取了回护的态度;另一方面,唐代的专业理论謇是通过对事件的否定来为阎立本辩护,在北宋刖是关注人们对绘画职业持有的现念.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优古堂诗话》非吴幵、毛幵所撰补考

同意郭绍虞先生<优古堂诗话>非吴幵撰的论断,否定其"当以毛幵所著为是"的说法,而认同郭先生提出却未曾论证的<优古堂诗话>乃书贾谋利所为的推测.     

《唐韵正·去声卷》今音反切问题

<唐韵正>是顾炎武<音学五书>的第四部分,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序>中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今音是指中古音,古音是指上古音,但是其今音注音所使用的反切却并没有照搬<唐韵>或者<广韵>,而是参照<广韵>音系,自己为被切字注音,所以在注音时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主要就顾炎武注音的声母进行分析,以<唐韵正·去声卷>里今音的反切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分析其注音时切字的特点.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世说新语>历来被视为表现"魏晋风度"的杰出范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历史、政治、文学、风尚的珍贵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本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世说新语>的体例、人物塑造手法和语言运用三个方面加以论析.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从玄奘传到鉴真传——长安西明寺与大安寺文化圈

流传至今的鉴真传记有三部,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随鉴真来日的弟子唐僧思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此三部传记的撰述.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典故出处以及"类聚编纂"、"摘录"的编纂手法,都与长安西明寺僧道宣等人撰写的玄奘传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明代世说体小说繁盛原因探析

"世说体"小说创作始自唐代,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沉寂状态后,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本文从<世说新语>文本的传播、明世说体小说创作目的、作者的功利目的、<世说新语>地位转变四个方面论述,试图探析世说体小说在明代繁盛的原因.     

再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对《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一文的异议

本文主要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实是以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唐世说新语》为底本并更改其书名而成,也探讨了《唐世说新语》与其以前的《大唐新语》的关系,从而阐明今本《大唐新语》与唐代以来至明代前期所流传的《大唐新语》———也即《大唐新语》旧本———并非一书。     

论《隋唐嘉话》的文学因素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的是隋唐之际上层人物的言行轶事。由于材料均来自于传闻,为"记异"之作,因而不少片段带有传说色彩和虚构特点,具有一定的文学因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元明清小说、戏剧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修《晋书》叙事二重性深层原因详探

唐修<晋书>虽作为官修正史却多采小说入史,尤其是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材料.这使得唐修<晋书>在叙述过程中时时呈现出小说化倾向,它也因此具备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双重性质.而先秦至六朝、唐初以来历史观念的转变和六朝文风影响下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发展,使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走向融合,这也正是唐修<晋书>呈现叙事二重性的深层原因.     

略论王世懋《世说新语》的评点特色

王世懋《世说新语》的评点侧重文字词意的辨正疏解,且较早注意到刘孝标《注》中掺入他注的问题,对魏晋名士及魏晋风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认同,或反驳,从中也可折射出评点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其评点对于《世说新语》文本的阐释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影响下的隐士形象——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的隐士作为一特殊的群体深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内心的冲突促成了形象的生动与多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集中对该群体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描述,透过该书可管窥魏晋时期在儒道合流影响下独特的隐士形象。《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隐士近三十人,涉及隐逸思想和言行的有六十余条;且特辟《栖逸》一门,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盛行。综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皆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两种思想的合流渗透于隐士思想并体现在其言行中,矛盾性与复杂性更突出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