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形而上学讲座（1775—1782）中的自由概念：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视角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讲座是理解康德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他18世纪70年代的讲座《形而上学—珀利茨》和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讲座《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这些以鲍姆加登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讲座证明了康德在自由的概念上所发生的根本转变。在《形而上学—珀利茨》中，康德在经验的和理性的心理学范围内，以“我”的实体学说的原理为基础，发展了意志(或者任性Willkür)的自由概念。然而，他在《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中则与这个“我”的构想决裂了，认为人们在理论上肯定或者否定自由的论证必然会失败，但是人们不得不在自由的理念下行动，因此自由总是具有实践的现实性。由于康德在18世纪70年代没有发表相关的著作，因而《形而上学—珀利茨》对了解康德这个时期的思想很重要。《形而上学—蒙格荣维斯》的一些重要内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都可以找到，证明康德自己出版的著作与这些讲座是紧密联系的，也有助于理解康德其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一些重要学说。     

康德的理性事实学说及其体系意义

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在确立这一超感性之物之实在性的过程中,理性事实学说处于中心地位。文章考察了理性事实概念的几种可能的涵义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定言命令的演绎

本文以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奠基》)第三章的主要工作是确证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的定言命令的客观实在性。康德首先阐述了自由和道德法则相互归结的交互论,认为自由的客观实在性虽然在理论上无法证明,但在实践上必须预设自由是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这样道德法则才可以确立。接着,康德提出了自由与道德法则循环解释的嫌疑,他试图凭借跨越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人类意志概念,摆脱这一嫌疑并阐明定言命令的客观实在性是如何可能的。然而,他的整个论证却没有成功。     

论康德对自由的捍卫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康德自由问题的出发点,它揭示出纯粹理性在超出知性范围寻求无条件者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正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惊醒了康德独断论的迷梦,使他将考察的重心转移到理性自身的批判上,借助于先验观念论来消除理性的这种矛盾.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自由一极的存在方式分为思辨领域的可能存在与实践领域的现实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总结出捍卫自由的解决大纲,即自由的可能性论证与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经验性的品格和理知品格是自由的可能性论证的前提,理性的事实是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的前提.思辨领域的表达式为:即便自然因果性为真,也可能存在自由.在实践领域,由于自由是道德律的必要条件,而道德律自身作为理性的事实,具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这就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由于在实践领域演绎的自由与思辨领域悬拟的自由是同一个理念,因而思辨领域可能的自由就被断定下来,确实存在.至此,自由才在自然因果性的图景中得到捍卫.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海德格尔在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通过对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的解释,具体阐述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是道德自律、纯粹意志,也就是自我负责。康德通向自由的第一条道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并实现的,对应着自然的因果性,揭示了自由的可能性;第二条道路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并完成的,对应着自由的因果性,证明了自由的现实性。     

自由何以可能：从康德到阿多诺的自由观

康德的自由观建立在其理性认识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康德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自由。康德悬置了自由和因果性的矛盾,而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阿多诺通过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阐述了自己的否定性的自由观。阿多诺批判了康德对二律背反的态度,同时指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社会起源,并认为践行康德自由的主体乃是理性主体,自由中包含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从而使自由陷入困境。阿多诺针对肯定自由概念的疑难,提出了一种“否定性”的自由概念,提出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否定。但是,阿多诺的否定难以触及真实的现实领域,他对不自由的批判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要真正达到人的自由,只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人们改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     

试析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的功能

(一) 康德在自己构筑的哲学体系中,把审美判断力当作沟通感性与理性的枢纽。因为按着康德的观点,认识与理性,精神自由即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必然相互分离开来,理性不能运用到认识中,精神自由不能在自然的必然中得到实现。为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判断力这一概念,以此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康德看来,判断力不是一种独立的认识活动,它即不同于知性概念,也不象理性那样提供理念,它只是一种寻求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能力。康德把判断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判断力,即辨识某一特殊事物是否属于普遍规律的能力,普遍规律是既定的、现成的,关键在于应用特殊的事例,因而它也叫做“决定的判断力”。另一种判断力是《判断力批判》中所讲     

康德的“自由”、“物自体”及其他

作者在研读康德《判断力批判》过程中，对康德未多作解释但确是很重要的思想作了发挥，把康德论及的“自由”、“物自体”思想加以引伸，探讨了“自由”与“物自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作者认为，对“物自体”的“思”不同于经验的知识和科学，是最为理性的、纯粹理性的。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从理性的“自由”出发，努力克服康德的“物自体”，把“本质”与“现象”结合起来     

康德的普世伦理之善恶概念

为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依据纯粹的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即：不是传统所谓的善恶概念决定并产生道德法则，而是道德法则蕴涵并决定善恶概念。由此，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以下之特点：一、善恶最初只是消极的存在概念，其内涵与意义产生于理性自己确立道德法则之后。善恶概念的本来意义只是相对于意志及其支配的行为而言的；人性无善恶，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的意志。那种认为康德主张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二、强调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的区别。福祸概念不仅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它们与善恶概念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三、通过强调纯粹的、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产生之根据和基础的意志自由，康德高扬了人的自足性的价值与人格尊严，表达了对当时的作为启蒙运动精神重要内容的理性崇拜之肯定。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浅解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确立了人的行为应当的“绝对命令”,并勾划了人类走向至善的基本途径。康德的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意义:实践是理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是以道德律为前提的;实践理性的目标,是达到至善境界;重视道德教育。有两点值得商榷: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过分地突出“形式”的地位和理论的完整性。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本体概念

本体(Noumena)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试图通过对对象（Gegenstand）、先验对象（transzendentale Gegenstand）、物自体（Dinge an sich）、显象（Erscheinungen）和现象（Phaenomena）等概念的解析,尤其是它们与本体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康德在哲学中引入本体概念的重要意义。就其哲学体系而论,从物自体（物）到本体（思想存在体）,继而从本体到自由,构成了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而本体概念在这两个转换中具有关键作用。     

康德“物自体”概念之再考察

关于"物自体"的理论贯穿了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大量谈及了"物自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关于"物自体"的理论既是其认识论止步的路标,也同时开启了其通往伦理学的通途。对康德而言,这个概念的界定最终也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本文试图阐明康德对"物自体"概念的界定,分析康德从何种意义上得出"物自体"的概念,并试着说明这一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被提出的意义。     

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人的意志自由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关于自由的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理性批判》是论述自由的专著,而问题的提出和关键性的说明,却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一章开始的。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形式。其中理性是“整理直观材料从而把它放在思维的最高统一之下的一种最高能力”。理性的概念是理念,属于现象之外的物自身,是我们可以思想,但不能认识的东西。理性要求认识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体,但却永     

论联结知性与理性的崇高

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判断力批判》是被预想为达成知性与理性统一而展开的。在“美的分析”中,未完全完成此任务;而在崇高范畴中,统摄感官客体的自然概念与统摄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才达成统一,自然与自由、知性和理性也才完整地联结在整体之中。     

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形而上维度——兼与康德自由意志的比较

"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奥古斯丁从形而上角度论证自由意志概念的三个维度:本源性自由、决断性自由、恩典性自由。康德也是从形而上维度论证自由意志概念的。然而,两者存在根本差异。奥古斯丁主要为神正论辩护,具有典型的信仰主义特点;而康德主要为人的理性辩护,具有典型的理性主义特点。虽然二者的自由意志概念有相同之处,但奥古斯丁与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旨趣是不同的。     

自由与创造:康德艺术观的基本问题

从《判断力批判》的整体结构出发,探讨了康德艺术观的基本问题,指出:康德哲学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作为解决审美问题的判断力批判是从纯粹理性到实践理性过渡的桥梁。《判断力批判》从对审美的先天条件探讨引出艺术问题即审美创造的探讨。康德从分析艺术的本质入手,提出了艺术的自由原则和创造原则,并通过对美的艺术的论述,指出了天才的本质特征,进而确立了想像力在艺术创造中的基础地位。康德的这一艺术理论,对西方艺术观跳出古典的模仿说向近代浪漫艺术和现代艺术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意志与立法:康德论“创作法则”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法则的创作者和立法者并不是相等同的概念。康德将上帝理性和人类理性都看作立法能力,但不承认它们是创作法则的能力。因为它们所确立的法则并不针对具体的情境和内容,而是从其概念中分析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在面临具体情境时,应当将其行为准则普遍化为法则,这才是创作法则的活动。这两种法则之间是一和多的关系,并且对应于理性对意志的立法和意志对理性法则的执行这两种活动。创作法则的活动的实质在于,意志在执行理性法则的同时就包含着立法的意义。康德的这两个层面的立法思想延续了哲学史上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区分传统,而其创造性价值就在于将自然法和人定法的统一性纳入人类自身甚至个体内部。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