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上,我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内地影响到香港,香港的文艺界也就此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年来一些专题论文中,关于这两次论争,只提到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对香港文艺界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为了反映出当年论争的全貌,本文打算就香港地区的讨论略加介绍和评述。一、讨论的经过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文艺阵地》上进行的。《文艺阵地》是茅盾到香港后主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艺半月刊,于一九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艺创作

毛泽东同志四十年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革命队伍中的作家提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课题,要求作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艺创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要求,是根据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来的。当时延安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虽然其中不少人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甚至认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妨碍创作情绪。文艺工作者的这种状况,同所要担负的描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讲     

张闻天与延安文艺思想的过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初探

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延安文艺创作和批评空前繁荣,张闻天对这时期延安文艺的指导具有过渡性的历史意义。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指导革命文艺的过渡性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为其早在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纠正;一方面表现在其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界方方面面的具体指导。张闻天对毛泽东《讲话》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是由当时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张闻天在毛泽东《讲话》前的文艺指导思想应该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利于澄清延安文艺运动的历史史实,也有助于我们对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     

“清明前后”无“芳草天涯”——1945年重庆左翼文学界的内部整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文艺权威加强了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清理,以《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座谈会为因由,批评了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非政治的倾向”和“右倾”问题以及胡风等人的“主观论”,开启了战后至建国前夕左翼文学界以强力重组、命名并因之建构一种文学新秩序的进程。     

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

丁玲的中篇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和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未在延安发表,胡风在重庆编入丁玲创作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写作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谷雨》,后刊载于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还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8日三八节清晨,发表于3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都是举世周知的作品.之所以举世周知,是因为在50年代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受到彻底清算,《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判丁玲作品的文章,《文艺报》又出了个“再批判”特辑,把“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还为此写了“重要按语”.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丁玲在其中触及了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丁玲所写的并不是什么反党的“八股文”,而是女性的体验和思考,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与超越,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记录.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冲突和挑战危难的处境,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然而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可谓女性文学早开的奇葩.我相信能够深入体会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整合

《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及其对鲁迅文艺观的借鉴,是思想整风意图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想有意识的整合。毛泽东在文艺的阶级性、杂文观、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问题上继承了左翼文艺的主流观念,同时在文艺的人民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又吸收了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这一整合不仅反映了《讲话》与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鲁迅文艺思想之间的离合关系。     

论三次批判运动与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

建国初期的三次文艺批判运动是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涉及的是如何阐释历史和怎样阐释历史的问题.<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涉及的是如何通过经典的阐释去规范当下文学创作的问题.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涉及的是文学如何言说现实、作家如何改造的问题.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对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的迅速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其运作方式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长期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为刘少奇同志一篇文艺论文辩诬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国文艺界著名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中,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曾以莫文华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文艺短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对这场文艺论战给予了总结性的论述,它对增强文艺界的团结,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应该说,这篇文艺论文,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却成为林彪、“四     

王实味文艺思想及其文学史价值

从1930年代左翼文学,特别是40年代延安文艺整风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和模式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后果就是导致文学批评某种程度的非文学化倾向.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恰当地将文学看作政治的附庸,用运动方式、组织决议等手段为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做政治结论,从而阻碍了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王实味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其在当时独到的文艺观和特立独行的个性,曾在延安文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造成了自己的悲剧命运.在能够客观、理性、公正地理解和分析文学内涵的今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来看王实味的文艺观及对他的悲剧性处理,或许对把握今天的文艺方向、政府和领导人对文艺的参与介入、处理文艺批评方式方法等会有所帮助.综观王实味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章,其文艺观始终表现出一种超乎常情的"异端"特质.     

1940年代初延安保育困境的文学书写

生育、保育对抗战时期的延安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持久战"状态下,保持并补充人口、鼓励生育、保护儿童成为延安的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意义的政治任务。对于1940年代初延安面临的保育困境,当时的文学写作者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出现了雷加的《孩子》、尤淇的《泪》等重要作品。虽然大多数作品没能真正触及延安保育问题的根本症结,但其为延安时期的保育困境敲响了警钟,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这类作品所展露出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女性生育权利的维护意识是十分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