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意义和局限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拓宽了中国知识界的研究领域,使其跳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怪圈;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心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积极贡献,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场论争仍未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展开,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缺乏足够的广泛性和实践基础,未看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文艺阵地》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

<文艺阵地>作为一个以理论批评为主体的文学期刊,在其出版的5年中先后组发了一大批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引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方向,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不仅捍卫与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而且扬弃与消解了战时"旧形式"、"公式主义"等浮泛的文学创作之风.由于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     

卢卡契与20世纪现实主义论争

卢卡契把他所重新解释的黑格尔化的辩证法融入对现实主义的论述中,在20世纪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涉及对整体性、现实、再现、模仿等一系列概念的理解和评价。在语言学转向和再现论衰微这个大的背景下,这场争论获得了新的含义,也启迪人们进一步思考。     

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

20世纪40年代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与批评空间,而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我党对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作家讽刺文学创作的自觉及对作品的适度包装等原因,国统区的讽刺文学也蓬勃发展,并迅速占领国统区的文艺阵地。     

20世纪文化论争遗留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的文化论争遗留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事实上并未解决;有的似乎有了确切的答案,但一些美好的想像却注定无法化为现实。本文简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的问题;二是如何调和折中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特别国情的问题;四是文化与国族的关系问题。     

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

战争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的重要背景,它不仅直接制约着战时作家的生活与文学面貌,多方面地影响着战时文学的主题、题材选择与文体风格及创作形式的确定,而且战时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规范对此时此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的型范作用。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述略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来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文艺办报或参与报纸工作、文字报刊出版时间长短不一是这一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的重要特征。     

文艺学的绿色走向

环境危机使人类不得不审视自身,加强生态意识。生态运动和文艺思潮的合流强有力地冲击着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已经打开一片新的视野。生态文艺学将以其独特的方式促进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的平衡,并在这一过程中“绿化”自身。     

文艺雅俗之辨

伴随着文艺的平民化通俗化,文艺界对雅和俗展开了争论,雅和俗并不是衡量艺术品的标准,只是艺术家反映生活的形式,雅来自于俗,俗中含雅,彼此共生。随着人民大众主体地位的确立,人民群众的欣赏要求将日益得到社会的肯定,通俗艺术中的庸俗将得到克服。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主题

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 ,2 0世纪 40年代中国文学中表现出比较明确的回归传统主题倾向。这首先表现在其对于传统家国观念和道德伦理的肯定与宣扬上。它是战争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 ,又体现出对于现代性一定的背离。“土地”意识是 2 0世纪 40年代文学传统主题的另一个方面 ,其中所包含的珍爱土地和怀念土地主题 ,是民族危难国土沦丧时代现实的折射 ,也是传统爱国文化精神的迸发 ;而解放区文学对于传统土地关系变化所产生巨大影响的细致描述 ,既隐含着中国农民与土地间深厚的血脉联系 ,又体现出新旧政权的更迭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历史性变迁。     

1940年代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

19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学术自觉品格。这表现为研究队伍的学院化,研究方式的立体化,研究态势的学科化,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分流性,研究与建设的融合性。此一阶段的俗文学研究为中国俗文学学科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0年代初延安保育困境的文学书写

生育、保育对抗战时期的延安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持久战"状态下,保持并补充人口、鼓励生育、保护儿童成为延安的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意义的政治任务。对于1940年代初延安面临的保育困境,当时的文学写作者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出现了雷加的《孩子》、尤淇的《泪》等重要作品。虽然大多数作品没能真正触及延安保育问题的根本症结,但其为延安时期的保育困境敲响了警钟,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这类作品所展露出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女性生育权利的维护意识是十分罕见的。     

解放区抗战文艺价值与当代文艺创作

作为解放区抗战文艺精神价值的首要特质,崇高感和崇高美应成为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构的审美基石;解放区抗战文艺的创造和创新精神,表现出在战争条件下中华民族的自我接续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发掘能力,对此,在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中,之于创新理念的必然实施不仅有了更多的理性认同,而且也有着必定延续借鉴的历史因由与心理情感的主观诉求;解放区抗战文艺的大众性是由战争本质所决定的,而它的多样性也是建立在大众性基础之上的,面对当下文艺创作实践多方面、多样性和多向度的发展,对大众性应该有着现代性和社会人文状况不断深化的阐释——社会人口结构的持续阶层化,为大众性的当下认知和实际运用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艺创作与大自然的关系

大自然对文学家、艺术家的陶冶,最重要的是能在春风化雨的清和滋润中养就一种能空能静、致虚入实的心理状态。大自然本身也充满了诗情画意,为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大自然是学习艺术最好的课堂,是艺术至高无上的范本。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也一直认为大自然是感发诗情画意的重要动因之一。纵观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没有不接受大自然的熏陶而能成为大家的。     

从文艺大众化到乡村文艺主流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

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文学圈在外语阅读课堂的应用

本文主要介绍文学圈在外语课堂的操作和具体实施以及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将会遭遇的一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