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巴山区流民的附籍与分布

明代秦巴山区的流民问题颇受研究者注目，成化十二年原杰在秦巴山区的处置流民行动，为历代所称道。不过，秦巴山区的流民编查附籍，并不自原杰处置始，原杰的编查亦非规模最大的一次，更非仅有的一次。秦巴山区的豫西南、鄂西北、陕南、川东北都集聚有众多的流移，一次编查附籍的结果，难以表明明代秦巴山区流民在有关各省的分布态势。同时，在大量流民落居附籍的山内州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口逃亡现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明代秦巴山区乃至全国的流民问题     

清中叶吉林的封禁与开发

清中叶统治者关于对吉林的封禁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由于关内流民的大量内迁及清王朝的“封禁”不力，吉林的社会经济在关内流民和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得到了较大发展。     

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破产,关内流民大批涌向东北。流民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东北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这一切,与广大流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不可分的,流民堪称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     

嘉道时期吉林的封禁与开发

清入关后,由于中原地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使流民大量北迁,他们闯关越卡进入吉林境内为吉林的早期开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流民的涌入打破了清政府要保留住吉林这块“祖宗发祥之地”的梦想。为此,嘉道两朝对吉林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封禁政策,然而,流民有增无减,他们在这里开荒拓地、采金掘煤,使吉林的经济由此逐步走上了大规模开发的轨道。     

清代秦巴山区的经济林特产开发与经济发展

经济林特产资源开发是清代秦巴山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漆、桐油、虫白蜡、耳蕈及茶叶、药材等特产不仅经营规模、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空前 ,而且开始由野生资源采集向人工栽培生产过渡 (主要指生漆、桐油、虫蜡、药材等 )。经济林特产经营在山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体现 ,受到山区民众的普遍高度重视。这一过程与大量流民、客商入山 ,商品交换规模扩大 ,官府鼓励等因素密切相关。但由于山区人口急剧增长 ,粮食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山外商人在经济林特产经营中占据主导地位 ,也给山区经济发展留下了显著的消极影响     

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

本文主要论述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因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大批失去土地或逃避赋役的流民向豫鄂川陕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迁徙的规模和过程。自明中叶美洲耐旱作物的传入,流民规模更趋庞大,并长期定居在山区之中,进行开山种植、伐木造纸、冶炼烧炭等作业,造成秦岭、大巴山区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渭河、汉江流域的灌溉和航运,使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日趋恶化,应从中取吸历史教训。     

试论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东疆地区封禁政策的危机--兼谈"移民实边"思想的产生

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东疆地区封禁政策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沙俄的军事侵略威胁、朝鲜流民问题的冲击、东北边疆防御力量的空前削弱三个方面。清廷为了摆脱这一危机而苦苦摸索,移民实边思想便是这一摸索的产物。     

国家景观的制作 ———以明清时期荆襄山林为中心

明代前期,被封禁的荆襄区域逐渐由逃离至此的流民 / 山民发展出栖居性景观。 栖居性景观 的逻辑是逃避国家,它通过亲和山林地理生态的居住方式、刀耕火种以及山地作物得以再生产。 栖居性 景观内在地抵制着帝国的统合并吞噬着帝国的财政人口。 到了明代中期,荆襄山禁遭遇流民的大规模 爆发与流民的反叛。 为了完成“化盗为民冶的治理目标,帝国在荆襄的代理人积极地制作国家景观,以此 替代流民 / 山民所处的栖居性景观。 帝国采用了“由郧阳居中以制四方冶的景观型构。 政治景观与日常 生活 / 生计界面的景观被相继营造出来。 国家景观以结构持久性的在场形式再生产主体,最终完成了对 荆襄的整合。 可见,景观,作为介质,既是“身外之物冶,又使“身临其境冶;它“以静治动冶,将宏大的帝国 与日常实践的交互作用贯穿起来。 也因此,国家景观的制作,为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 项景观政治学的案例。     

刘通、李源领导的郧阳山区流民起义

明王朝中期,统治者日益腐朽,赋役剥削益趋加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水旱灾害严重泛滥,饥荒几乎遍及全国.特别是自明英亲正统(公元一四三六年)以来,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局面经常动荡不安,处于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不断发动起义,同封建地主阶级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公元一四六四年和一四七○年,在湖北郧阳山区一带爆发了刘通、李源领导的流民起义.明王朝的统治者面对这次起义惶恐万状,深为忧虑.他们曾多次派遣文武官吏,调集重兵,“招抚”与屠杀两手交替使用,花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将这次流民起义镇压下去.本文试就这次流民起义的有关问题,初步地进行一些探讨.     

重庆市秦巴山区内生性发展瓶颈与出路探索

可持续脱贫的关键在于选择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脱贫道路。本文通过对内生性发展理论及重庆市秦巴山区脱贫困境的分析,探索出内生性发展道路是实现秦巴山区可持续脱贫的重要选择。针对目前重庆市秦巴山区自身生产要素和技术人员匮乏,本土人才流失严重,支柱产业薄弱和文化建设发展落后等内生性发展问题,文章提出:一是秦巴山区必须立足于山区的实际生产资料,培育山区发展新动能;二是需要大力培育农协等自治组织,提高村民创新能力;三是必须加强内源性人才培养,建立山区发展人才吸引机制;四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促进山区产业发展;五是需要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满足村民精神需求。     

浅谈清代流民对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

清代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历经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九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清代流民在这近三百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顺康时期，清政府虽然是针对辽东地区日益残破的局面而提出“招垦”政策，但从客观上却为吉林地区农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经过雍乾嘉时期的“封禁”政策，再到道成同光时期由局部的“弛禁”到全部的“放荒”政策，广大流民为吉林地区的农业开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过程申他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国限制与禁止开发区旅游扶贫创新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为例

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如何实现旅游资源富集而发展滞后、生态脆弱的特困山区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通过对秦巴山区区域特困现状与特困特点,结合旅游业在生态脆弱、资源富集的集中连片特困山区扶贫中的独特作用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生态脆弱型特困山区旅游扶贫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框架:(1)建立"秦巴山区国家旅游主体功能区综合改革试验区"。(2)建立秦巴山区国家级旅游产业扶贫试验区。(3)探索建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大巴山国家公园。(4)争创自主创新系列的国家级试验区/示范区。     

从人地关系角度探索两汉流民问题

西汉初期因商人兼并造成农人失业流亡的问题就受到贾谊、晁错等人的关注,但这个问题在当时还不严重。到武帝时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和浩繁的宫廷开支,海内虚耗、农民破产,流民问题严重起来,元狩四年关东流民有七十二万五千口,元封四年竟达二百万口。武帝晚年“禁苛暴,止擅武,力本农”、“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因此一直到昭宣之世流民问题才趋于缓和。但从元帝到新莽流民问题又复严重起来,据《汉书》各纪传统     

流民、矿乱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明中叶粤东山区为例

明代中叶,大批来自闽西、赣南等地的流民进入惠潮山区从事矿产开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矿产开发,但也引发了长时期的矿乱,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矿乱的发生,与政府的矿业统制政策密切相关,而山海交错的地理环境、豪强对矿场的控制以及矿产开采的不稳定性,也是矿徒"倡乱"的重要因素。矿乱平定后,官府增设永安、长宁两县,并推行乡约,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政治控制,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虽然这些措施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于遏止盗贼生发和促进流民在当地的开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流民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不断,产生了大量的流民,他们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漂泊生活,极大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一些政府和民间组织对流民都进行了相应的救济,现代文学对此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表现了自然灾害下流民日益艰难的生活处境。     

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两汉流民问题具有规模大、地域集中、持续时间长、呈放射状迁移和成分渐趋复杂等特点。除自然原因外,苛吏暴政、豪强兼并和战乱等导致了流民问题的出现。两汉政府采取限制、镇压和遣返,控制与安抚,入籍新地和修城池设郡县等措施安置流民;而返回故乡、死亡、入边地与城市、沦为奴婢、被收为兵、入居山林或参加农民起义,则是流民的基本去向。流民实边与入籍新地,有助于开发边地,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的交流扩散;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但是,由流民问题引发的两汉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浩劫,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则是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15至17世纪中英两国流民问题比较研究

本文对１５－１７世纪中国和英国产生大量流民的原因、流民的流向及政府的不同流民政策和因之而来的不同效果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所以有此明显差异的根源是当时中、英两国在社会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别。     

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考成录略》的文献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考成录略》记载了明末陕西蒲城县、泾阳县、四川内江县等地的钱粮征收、流民形势和民事、刑事案件,作者朱国寿在上述三县任知县,《考成录略》所收文书即其任内处理当地事务的文书。由于是亲自参与其事,朱国寿对明末三地的史实记载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尤其是书中对三地钱粮征收民收民解、流民形势的记载,可以为研究一条鞭法的推行和明末农民起义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考成录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值得学界重视。     

政府支持、农户分化与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

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区818户茶农微观调研数据为例,探讨了政府支持、农户分化及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对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普遍较低,男性农户、平均规模以上农户及秦巴山区品牌区域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得分均高于女性农户、平均规模以下农户及黄山山区品牌区域农户;(2)政府支持、收入分化能够直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并且政府支持在影响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时,收入分化起着显著调节作用,但职业分化对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却有直接抑制作用;(3)通过分组估计可知政府支持、职业分化对男性农户、规模水平以下农户及秦巴山区农户的绿色生产知识素养有显著影响;(4)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及现代通讯设备的使用对其绿色生产知识素养具有显著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新常态背景下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的影响机制,对推动我国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具有借鉴意义。     

明代安辑流民政策述论

明代安辑流民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因年饥、战争或逃避繁重赋税而流移异地谋生的这部分人口。有明一代的安流政策采取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编籍管理和鼓励垦荒等措施,对逃户实行整顿户籍、免租税和随地占籍等政策。明代的安辑流民政策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