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忽木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

不忽木是元代有影响的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对汉文化有极深的造诣。文章主要探讨他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着重说明他在元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与贡献。     

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

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忽木父子为康里氏(哈萨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人,是元代著名的"华化"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文学家.在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政治环境中,他们父子均极力推崇儒学,主观上是为了革除元代吏弊,但在客观上,却以其特殊身份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儒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兼论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张之洞死于1909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于1911年,两者至少在时序上发生了脱节。然而,张之洞的确与辛亥武昌首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深深浸润于时代氛围之中的关系,并未因张之洞职务上的调迁(1907年入参军机)而割断,也未因张之洞命归黄泉而消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而是一种文化功能上的价值同构。我们谈论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的关系,并不是抹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历史功勋。恰恰相反,充分剖析张之洞振兴实业与教育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创造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新质因子和重要条件。本文旨在论析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之间的文化传承机制,并且由此出发,对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这一具有宽泛意义的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若干见解。     

论曲的“放”——兼探词曲不同的审美取向

任半塘先生在《词曲通义》中,对词、曲不同艺术风格概括为:“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而言外,曲意为言外而意亦外——此词曲精神之所异,亦即其性质之所异也。”如果我们将这八组分别对立的概念细加辨析,就会发现:词与曲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敛”与“放”;而将曲的“放”之美学特质界定了,那么,词与曲的不同审美取向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论元散曲中的青楼词兼论元代妓女特点

通过比较元散曲中妓女所作之曲与男性所作青楼之曲,论证了前者更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从良愿望、凸现了她们的文学才华,审美品位也更高尚.论述了为何元妓人数倍多于唐宋妓,而有文学才华的却最少.从元代重武轻文、统治者不通文墨、元妓普遍文化水平低下三方面探索了原因.以<青楼集>等文献和元杂剧妓女戏为据,论证了元妓比唐宋妓更有自觉争取人权的抗争意识,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徐阶：－兼与张居正比较

本文对徐阶一生的功过作条分缕析,以纠正大多数相关著述中对徐阶的不公正评价,并论述了不公正评价徐阶的原因,通过与张居正的比较,证明他们都是优秀的政治家并互有短长,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

元代符制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元代的符牌有长形、圆形以及不同质地、不同级别,不同规格、不同用途,已形成一个庞大系列。牌面更有不同文字。目前发现的元代符牌共计1 1块,包括当前被人们热烈议论的"圣旨金牌"。这块"圣旨金牌"仅是元代符牌中较低级的品类,所以其上才有粗糙的汉字刻画和编号,这是由它的用途和级别所决定的。     

多元文化背景中的不忽木——解读：[仙吕·点绛唇]《辞朝》

通过对不忽木多元文化背景的解析，认为康里——基督文化、蒙古——草原文化、高丽——域外文化、中原——儒家文化是深入解读其文学文本的透视镜。在他的散曲中，辞朝与醉酒互动的过程呈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与文化的冲突，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文化的投影，文学作品可以通过“主位”和“客位”的角度来解读。     

论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

作为清词中兴基础的明词复兴是明代俗文学复兴的一部分,它是受到曲文学的带动而出现的,并因此而带来曲化的问题。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就是为了解决明词的曲化问题。云间派词论的集大成者宋徵璧以雅俗之辨看待词曲之辨,以诗化对治曲化,这一理论为王士禛等广陵词人所接受,成为清词发展的基本思路,为清词中兴扫清了理论障碍。     

论北宋词曲的传播与消费

词曲传播、词曲消费是北宋时代较为兴盛的两种词学活动。其传播类型有书信传播、书籍传播、宫廷应制传播、歌楼酒宴传播、送别赠答传播、郊外畅游传播等,其传播主体分别是词人、书商、歌妓等;其消费特点是全民性、娱乐性、二重性。传播-消费活动的兴盛,在于汴京具有优良的外部传播-消费条件,北宋词具有成熟的内部传播-消费机理,汴京词曲传播-消费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链。北宋人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酝酿了粗浅的词曲传播-消费理论,其传播理论的核心———被传播的就是优秀的,其消费理论的核心———词曲消费是一种正常的、客观的、大众娱乐的精神活动和商业活动。     

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的双子星座——论贯云石和薛昂夫的创作成就

本文在分述贯云石、薛昂夫散曲成就的基础上，比较二人曲风的异同及在当时曲坛的地位和影响，认为二人堪称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群星中最璀璨的双子星座。还分析了贯云石两篇曲评序文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提出延、至治曲坛出现豪放派与清丽派双峰并峙共同把元散曲推向空前繁荣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像某些评家所论的由前期的豪放转向了后期的清丽和元散曲自大德后渐趋衰落。本文还论述了二人特别是贯云石对当时曲坛的影响，指出由于民族关系的改变而造成文学创作的巨变，不仅在元散曲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论谢眺山水诗的艺术成就——兼论谢灵运、谢眺山水诗的继承关系

《南齐书·文学传论》在评论南齐文学现象时,说:“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圹,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盲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类比,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案萧于显     

论矛盾的不可分性——兼谈矛盾的解决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中。这种普遍的相互联系说到底,也就是事物内部对立面不可分割地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①列宁也说:“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第90页[79]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提供转化、生成。”②这里列宁特别强调了“不可分性”,认为“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可见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一致认为,矛盾的双方是不可分割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再认识——兼论元代神仙道化剧兴盛的原因

神仙道化剧是元杂剧中重要的一类,马致远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从思想意蕴来衡量,这类作品是亦佛亦道亦俗亦儒的大杂烩.是民间信仰、儒生情怀、世俗观念、道情内容的混合体,具有浓重的世俗特质.它之所以赢得广大市民观众的广泛喜爱并在元杂剧史上形成戏曲题材的一个亮点,关键在于它把握住了世俗百姓的脉搏,在剧中提出了诸多市民观众所关心的...     

元代散曲中的诸葛亮——兼谈元杂剧中的三国戏

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散曲来自社会底层,既歌颂诸葛亮的功业,渴望诸葛亮式的抗元英雄出现,又感到前途无望,充满宿命、虚无,世事皆空的观点.元杂剧则传颂了关羽、张飞与诸葛亮等"失败了的"英雄人物的悲剧,反映了"关公崇拜"与"诸葛亮崇拜"现象,推动了戏剧艺术形式的成熟.     

论林肯的政治家风范——对林肯的再评价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     

论邓拓的“政治家办报”

通过对毛泽东特殊的政治家报刊观及邓拓新闻实践历程的简略梳理,来考察邓拓办报的本真内涵,以期在肯定其办报积极意义的同时,重新考证"书生办报"说背后的特殊历史价值;认为邓拓报刊思想的实质是光鲜的"政治家办报",即围绕党内办报思路展开,将中共办报经验进行了有机联结,为党内政治家报人树立了榜样."书生办报"说并不能恰当地表达邓拓的办报意志.     

明清写人散文的新成就——兼论写人散文的源流

中国散文史上,先秦两汉、唐宋、明清无疑是三大高峰.自写人散文角度而言,则不能不说先秦两汉是源,唐宋是流,明清才是高潮.先秦诸子散文总体上属政论散文和哲理散文,意在阐发各家各派的政治主张或哲学见解,或抒发某种理想情怀.诸子中已有了一些写人的片断或篇章,人物形象如《论语》中的孔子师生、早期隐士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等,《墨子》中的墨子、公输盘等。《庄子》中的藐姑射之山神人、解牛的庖丁等,《韩非子》中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自相矛盾的人、守株待兔的宋人等等.但是,这些篇章多非以写人为最终目的,而是插在议论中的一个片断或仅仅作为一个寓言故事来使用,是以“论”带“人”,“人”服从于“论”,“写其一点,不及其余”,故不具备独立的写人散文的文学品格.如《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中那个“齐人”就很生动,但本篇目的是讽刺那些“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齐人”仅是为了说明文后这个观点的寓言故事中的人而已.先秦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塑造了更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左传》中的郑伯、曾刿、烛之武、蹇叔、原轸等,《国语》中的召公、勾践、夫差等,《战国策》中的苏秦、张仪、邹忌、冯谖、鲁仲连、触龙、唐雎、荆轲等,但作者创作主旨仍在记载史事,是以“史”带     

论元代的水浒戏

元代是《水浒传》成书的重要时期,然而,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除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泺故事外。最重要就是元人杂剧了。据元钟嗣成《录鬼簿》等书记载,元人杂剧中,取材于水浒故事的有三十余种。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所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