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互不可分的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张传湘同志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张传湘同志在论证“绝对理念”不是在时间上而是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一观点时,提出了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理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提出来以求教于张传湘同志。     

再论“绝对理念”并非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黑格尔并不主张“绝对理念”在时间上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观点(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后来,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使我们对“绝对理念”的含义、“逻辑在先”与“时间在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绝对理念”的评论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黑格尔究竟是否主张“绝对理念”时间上在先?有些同志撰文伺我商榷,对此,我的答复如下。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

本文作者提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并非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的观点,值得讨论,因它涉及到如何评价和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宣传、解释和讲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很必要的.为此,本刊拟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欢迎大家投稿.     

浅论黑格尔的“否定理性”——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关于思维过程的阶段问题,是我国理论界正在研究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张传湘同志在《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指明了理性认识的两个阶段》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作了有益的探讨,读来颇受启发.但对于其中的有些观点,尤其是涉及到黑格尔观点的部分论述,本人尚有一些不同看法,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张传湘同志和理论界的其他同志.张文认为马克思关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来源于黑格尔,而黑格尔的思想又是在康德关于思维过程区分为知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黑格尔究竟主张思维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他是怎样在被康德割裂开来了的知性和理性之间找到一条山此达彼的桥梁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张文的观点值得商榷.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理性”在思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一)正如张文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确说过:“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小逻辑》 198O在版 第172页,以下不注书名者皆引自本书.)但是我     

再谈“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与刘德福同志商榷

读了刘德福同志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上的文章《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以下简称刘文),很受启发。现在又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同志们。刘文认为,为了弄清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涵义,必须“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先看看刘文所作的“历史的考察”。     

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与张传湘同志商榷

张传湘同志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吗?》一文,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涵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读后获益匪浅。但我觉得有的观点还值得讨论,特提出来同传湘同志商榷。 传湘同志认为,黑格尔“所讲的‘上帝’,同基督教所诽的‘上帝’有着截然不同的涵义”,黑格尔讲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共性、普遍”,是“无限的整体”。我认为,这一解释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本意。 第一,从黑格尔对旧玄学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述来看,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传湘同志在指出黑格尔“批评了宇宙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之后,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当然不适合于表达我们所了解或我们所应了解的上帝的性     

再探“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兼与李德顺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价值”范畴研究的深入,“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热点。有的认为两者是主客关系的两个方面;有的认为两者没有关系;也有的认为两者有时有关系有时没有关系,故没有必然联系。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两者在实践活动中有关系,但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李德顺同志的《价值论》在我国是很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价值学专著,因而本文和他讨论容易把问题引向深入。     

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矛盾问题——兼与梁超伦同志商榷

一九七八年川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上发表了梁超伦同志的《论自然界的基本矛盾及一般规律》一文。作者“根据客观实在和论述的需要”,提出了正质与反质是自然界的基本矛盾,并认为:“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情况来看,目前还没有这种概念。”因此,照他看来,正质与反质这对矛盾的提出,是对自然辩证法的一个“突破”。我们认为,关于自然界的基本矛盾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的基本原理问题。梁超伦同志努力探讨自然界的基本矛盾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探讨自然界的基本矛盾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论证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内容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应有充分的根据,     

论“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与“看护自然论”商榷

自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爆发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征服自然论成为众矢之的,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一时流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学术界近来也有不少人倡导看护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看护责任。从环境伦理的视角看,这些看法固然合情合理,但是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些看法本身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在本性上就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人类不可能安心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或者是看护自然。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说,征服自然既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与挑战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对立关系,它顺应着人类不同的生存需求,人类的文明一直是在复杂处境中蹒跚进步的。     

“静止具有绝对性”的观点不能成立——与邹学荣同志商榷

邹学荣同志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题为《相对静止是静止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对立统一》(以下简称《邹文》)的文章,认为静止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也具有绝对性,提出了相对静止是静止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统一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能够成立吗?我认为,不能.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的,又具有相对静止,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物质的存在和发展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即是对客观物质世界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如实反映,也是针对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而     

也谈“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与韦奇、时珍同志再商榷

韦奇、时珍二同志在《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一文(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5期)中,对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部门总商品价值总量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对我和陆晓明同志的商榷意见,归纳为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且提出了价值决定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读后很受启发.但对此文的根本观点仍有不同看法,这里就韦奇、时珍同志的三点回答和价值决定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下面,对韦奇、时珍同志回答的三个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说明.(一)关于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供求关系.在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不决定价值这个问题上,过去,我在和韦奇、时珍同志的讨论中曾指出过,主张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是在价值决定的因素中,拌进了供求因素.韦奇、时珍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再次重申:“社会总劳动根据确定的需要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割,是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市场供求则是流通领域的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5期第58页.以下凡引此文的地方,只注明页数).根据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社会总劳动根据确定的需要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割”的结果,就是各部门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     

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解脱政治经济学教师讲解绝对贫穷化问题时的苦恼,蒋学模同志在《谈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复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文章中,追根溯源,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相对贫穷化和绝对贫穷化这两个范畴";列宁虽然谈到这两个范畴,但"在'绝对的恶化'的前面,加上了'有时是'这样的副词限制着,"就不是作为规律来看待的.言下之意,这一问题大可不必纠缠.无奈《资本论》上明明写着:"不管工人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对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一节中大量引用的工     

“实践”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兼与郑国平同志商榷

把实践仅仅看作是认识论范畴,这是我国理论界的传统理解。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想突破这种看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首先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近来读了郑国平同志的《有关“实践”问题的三点质疑》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80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他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不同意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最主要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些提法,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尽管在具体论述中,此文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这些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些观点说明了从纯认识论角度考察实践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本文想就此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郑国平等诸同志。     

“以人为本”是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结合对张奎良<"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一文的分析,对张文"以人为本"是本体论的基本命题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本体论与价值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简单地把本体论中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搬到价值论中来.指出"以人为本"不是本体论的基本命题,而是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从价值的产生、价值的主体、人的价值和价值评价看,价值关系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把属于价值论问题的"以人为本"视为本体论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凤德”辨析——与刘亮同志商榷

《宝鸡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载刘亮同志《“凤德”考》一文,提出“凤德”作为一种比喻始于西周,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作者认为“德凤”源于文王,用指周德则是很成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凤德”,刘文也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凤德不是王德而是士大夫德刘亮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刘文”)开始时指出,凤德“旧时多喻士大夫的德行名望。”但刘文置“旧时多指”于不顾,另作新解,说凤德是“周德”,是“文王之德”。就是说.凤德是王德而不是士大夫之德。作者引用《诗·大雅·卷阿》,认为《卷阿》中的凤凰比喻周天子,“凤凰就是周天子的象征”。作者对《卷阿的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卷阿》十章,章章言贤士君子来游王所。其主题,不是如刘文所说     

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嗎?——与李国根同志商榷

近年来,经济学界在对价值规律的探讨中,根据各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一些论述的不同理解,对价值是不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价值规律是不是商品生产的特有规律,展开了争论。孙冶方同志认为,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最近,李国根同志在《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以下简称《规律》,见《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则进一步     

“公本”和“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兼与伍柏麟同志商榷

改革需要理论,理论本身需要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至今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发展,也不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伍柏麟同志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价值剩余”范畴》的文章(见《复旦学报》1984年第3期。以下简称伍文),旨在寻求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这是很有意义的,给人以启迪。在此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与伍伯麟同志商榷。经济范畴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自然有其本身特有的基本经济范畴。那末,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呢?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首先明确的问题。众所周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的《资木论》,其基本范畴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这是专门用来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特殊范畴。有人主张把这些范畴拿过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伍文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剩余价值’范畴,作为它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价值剩余’范畴。”“它既能用价值形式直接表明社会主义劳动者为让会所做的剩余劳动的特点,又能与其他社会形态中剩余劳动形式相区别。”在此观点中,理所当然地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剩余价值的错误主张,井提出了社会主义特有经济范畴应具备的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问题是:以“价值剩余”取代剩余价值,将其作为社会主义     

商品使用价值是社会属性吗?——与刘家声同志商榷

读了《兰州大学学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刘家声同志《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一文,很受启发。对于文中所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个历史范畴问题,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文中论述的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以求教于刘家声同志。     

论“朱陈之辩”并非陈亮的“免死之计”——与汤勤富同志商榷

本文就汤勤富同志提出的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乃陈亮“免死之计”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汉唐之辩”是朱熹首先发难的；陈亮有关“王霸义利”思想是一贯的；当时陈亮与理学的境遇并非困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