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土话"研究概述

"湘南土话"的研究正为汉语方言学界所关注,其神秘面纱正在研究中被逐渐地揭开.回顾人们对"湘南土话"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旧籍上的零星记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二、现代调查方法的单点调查记录时期(1935-2000年)这一时期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开始标志.三、综合性的深入探讨时期(2000年开始迄今),这一时期以"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开始标志.     

“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

从＂湘南土话＂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濒危土话＂既有作为＂濒危方言＂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种类多、混合程度大、方言属性未定、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消亡时间相对快等一些特殊性。对＂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在＂濒危方言＂的研究中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队伍有待加强、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待出新等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并加以落实＂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新世纪十年湖南汉语方言研究新动向

与上个世纪相比,新世纪十年湖南汉语方言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形成了语音、词汇和语法全方位的研究体系;形成了湘南土话和湘西乡话的研究热点;开始注重与周边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开始将方言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始了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开始了实验语音学、计算机语言学的相关研究.     

湖南东安石期土话的音韵特点

石期土话是湘南土话群中的一个地点方言。石期土话的声母（含零声母）28个,韵母31个,声调5个,因处于双方言区,语音系统较为复杂,但仍可分析出其所具有的湘语特征。     

湘南新田南乡土话本字考

根据音韵规律、用方言对比和引古籍中的例证等方法综合考察“湘南土话”中“新田南乡土话”的一些被认为是“有音无字”或被训读的音节的“本字”，包括“爿”“挪”等共计11条。这些考证过程显示了方言学中的“本字考”与训诂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湘南(郴州)双方言的社会语言学透视

考察和研究湘南郴州双方言区的语言生活.湘南双方言的地理类型有岛状型、散点状型、片状型.人们在交际中对第一方言和第二方言的使用有备用、兼用、代用三种方式.六成以上土话居民,官话能力达到熟练或基本熟练;方言能力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家庭语言以父方为主,女性在家庭中使用语言有"近夫倾向".阅读和写作思维语言以县城官话为主.在土话社区内,人们对官话有一定的排斥行为;在母方言外社区,对官话则表现出趋附心态.     

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域方言研究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域方言研究是从1921年人民革命胜利后开始的。民族语文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地域方言研究。革命后的地域方言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4—1926年。这一时期的研究,确定真正研究方向的很罕见。只是搜集书籍作品,并注意对古籍文献的研究工作。在调查工作方面,有由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图瓦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委员会,以苏联学者为主。其活动包括:1924—1925年,     

湘南新田南乡土话本字考

根据音韵规律、用方言对比和引古籍中的例证等方法综合考察“湘南土话”中“新田南乡土话”的一些被认为是“有音无字”或被训读的音节的“本字”,包括“爿”“挪”等共计11条。这些考证过程显示了方言学中的“本字考”与训诂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湘南土话假摄的历史层次

湘南土话假摄主元音的读音复杂多样,可分为外借层和内衍层。其内源性层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层次,代表不同时期的音变情况。假摄主元音的复杂的音读反映出各方言点元音高化不平衡的特点。     

重庆潼南龙形土话探略

龙形镇又名茶店、茶店子,位于重庆市潼南县东北部。以龙形为中心,民主、檬子和古溪的廖家长沟等地所说的方言与重庆、潼南其它地方的方言差异很大,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岛,当地人又称其为“龙形土话”或者“神州话”。对龙形土话中常用语的读音、词汇、语法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龙形土话”是“老湖广话”的一个分支。     

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研究

文章依据历代艺文志、经籍志等文献材料,对其中的方言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理出了方言发展的线索和脉络:古代从周秦时代开始到各地调查方言;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关注方言,进行纯粹的方言研究;汉代扬雄<方言>一书标志着方言学这一学科的诞生;魏晋南北朝时期方言学科研究的基本方向、角度和范围完全确定;唐宋辽金元明时代方言学稳定发展;直至清代方言学进入真正科学阶段的全面提高;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晋方言研究史脞论——以山西大学为起始与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晋方言研究，首推山西大学建校之初山西大学堂赴日留学学生景耀月1907年发表的《晋语》,这是晋方言研究的开篇之作；随后，瑞典人高本汉于1910年来山西调查方言，1911年正式入职山西大学堂教授外语，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誉为中国音韵学的“空前伟著”;曾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的刘文炳于1932年始写《徐沟县语言志》,成为晋方言单点调查研究的先导；1957年，以山西大学中文系为主导的方言普查，开拓了晋方言调查研究新局面；20世纪末，山西大学教师成为编写方言志的主要力量；新时期以来，山西大学晋方言共时与历史研究跃居全国领先水平。晋方言研究伴随着山西大学的脚步走过了百余年的奋进历程。     

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上述推论：“渹”（凊）、“鼎”（铛）以及“侬”。“渹”（凊）、“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侬”则来自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观音阁土话语法三则

观音阁土话地处桂北山区 ,其语法有不少特殊现象。文章首先介绍观音阁土话的词缀 ,并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找出其语法特点。其次介绍观音阁土话的代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观音阁土话复数人称代词 ,是通过单数人称代词的韵母和声调的变化来表示的 ;指示代词“这”、“那”的不同读音表示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功能。再次介绍观音阁土话副词的语法功能 ,普通话的否定副词“不”,在观音阁土话里用副词“没”和“勿”来替代 ,副词“没”根据不同的语境 ,又有变韵的现象     

中原官话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展望

中原官话学术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汉代至清末民初,主要采用训诂、音韵、文字考释等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研究成果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第二阶段是自清末民初至2000年,中原官话研究在现代方言学和几次大规模方言调查实践的带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建立了科学的研究范式。第三阶段是自2000年至今,中原官话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开始向纵深发展,语言理论建设大有推进。未来,中原官话在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西夏文字被重新发现至今,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俄国、日本、欧美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总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一）启蒙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１８０４～１９０８年）;（二）形成期———以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１９０９～１９３６年）;（三）繁荣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１９６０～１９９８年）。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平地瑶话“见、溪、群”三母的分化

平地瑶话分布在南岭一带,即湘、桂、粤三省区交界的江华、江永、宁远、蓝山、双牌,富川、恭城、钟山、灌阳、龙胜等县(自治县)境内。除了瑶族之外,当地的一些汉族和一部分待识别民族也使用这种话,总人口约100万左右,研究汉语方言的人称这种话为“湘南土话”。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瑶族中的平地瑶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剖面解读——“三言”、“二拍”文学价值再探

明代中叶，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三盲”、“二拍”是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市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城市平民成为小说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人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交异，“三言”、“二拍”代表了这一时期“俗文学”的创作成就。     

湖南宜章新田土话名词词缀研究

在湖南宜章新田土话中有一些名词词缀，如一般名词后缀“子”“头”，表性别的名词后缀“公”“婆”“牯”“嬷”“每”“佬”，时问名词词缀“晡”“前”，方位名词后缀“背”等比较有特色。文章将描述这些词缀在新田土话中的使用情况，并与普通话和周边方言做比较。通过比较发现，这些词缀有其本身的特色，也因为语言接触的原因，与周边方言和普通话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