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表明,该群体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在情感、功能和地位评价三个方面,正面评价占主导地位,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较高,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愿望强烈;对自己的家乡话,在情感上归属感强烈,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听起来亲切、好听,但是一半左右的农民工对家乡话的功能、地位评价持负面评价,对子女保持住家乡话的意愿不强烈。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流动取向"、"学习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居住方式"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态度的相关因素;"流动取向"和"经济收入"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家乡话态度的主要因素。     

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之一,是城市中的新移民,其语言问题是城市语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以南京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包,对城市农民工的语言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使用上,农民工在城市时使用两种语言变体--普通话和家乡话,而且两种语言变体在使用场合上出现分化,家乡话主要用于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多用于非正式、比较随意的场合;普通话主要用于关系较陌生的人之间,多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在语言态度上,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态度较好,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对普通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较高;对自己家乡话的态度出现分化,对家乡话情感归属感比较强,但是对家乡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持一定程度的否定态度.     

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语言认同指农民工共同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的言语行为及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农民工语言认同包括语言期望认同、语言情感认同、语言行为认同及语言文化价值认同等;农民工语言认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交际价值的促动和语言文化价值的实现。     

乌鲁木齐市农民工子女校外通话使用情况调查研究

进一步加大在农民工及其子女范围内宣传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增强农民工及其子女自觉使用普通话的意识,营造良好的推广普通话氛围。学校要借助家长会、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向家长传授说普通话的意义和好处,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学说普通话,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普通话语盲环境。学校可以建立起以好带差、互相监督的推广普通话方案,督促学生时时刻刻都说普通话。     

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的语言适应——以关中方言为例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这些孩子对城市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已经吸引了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方面的关怀,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生活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的适应,即从家乡话转入普通话的适应。在对某城市小学一年级的抽样调查后发现,方言已经成为了这些小学生为适应城市教育而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而且这道门槛也对在城入学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影响。加强对在城入学的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训练并帮助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广西农民工语言的实证研究

广西农民工语言实证研究表明,在语言容量的扩展上,农民工普通话水平进程比较慢、普通话运用水平不高;在语言认同上,农民工语言亲感评价家乡话高于普通话,语言功利评价普通话高于家乡话;在语言交际模式选择上,农民工在公用场合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选择倾向越来越明显,称谓语运用中,既有方言称谓成分的保留,也较好地吸收了城市中的称谓用语,体现了农民工语言的城市化进程。     

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影响的调查——以母语为衡阳方言的大学生为例

调查母语为衡阳方言的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衡阳方言的态度和使用情况,进而分析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成正相关性,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与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成正相关性,普通话教学应重视加强学生对语言价值的认识及对语言感情的培养和引导。     

论广西强势方言对公务员推普的影响与对策

公务员是推广普及普通话、促进语言规范化的"龙头".要提高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就要消除广西强势方言对公务员说普通话的负面心理影响,转变公务员的语言态度;做好推普宣传工作,加大党政机关推普力度;加强公务员普通话培训,纠正"地方普通话",切实提高公务员普通话水平.     

发达地区语言态度比较分析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通过"改变装束测试法"、"语义微分量表法"、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发达地区佛山市160名不同职业的受试进行了语言态度调查及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职业背景影响受试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受试虽有一定的地域意识,但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评价较高。     

从被动到自觉: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环境与同化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适应流入地的语言生态环境,改变原有的语言习惯和交流方式,在语言态度、语言情感、语言评价、语言使用等方面实现从被动接受到自觉运用的积极转变。本文以社会语言学为视角,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语言同化为内容,社会调查为依据,分析农民工的语言生态环境和演变进程,提出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主要方法和发展路径,为增强农民工城市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加快社会融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文化大发展中农民工语言变迁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中国语境下,农民工的语言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个案,就青海省青藏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变迁情况进行调查,全方位、多角度分析了该群体目前的语言状况并揭示了当前农民工的主要语言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与策略。     

对苏南地区河南话变化的初步考察

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年龄、性别的人的语言态度是有差别的，而这决定了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发展方向。苏南地区河南话在方言的交融中形成、变化和发展，基本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     

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探研

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要接纳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家庭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性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面临新环境和学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研究农民工子女文化融合教育问题,分析当前农民工子女入校后的教育现状,建议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心态由"救济"转变为"服务",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文化融入,在具体实施中进行教师培训,建立流动性成长记录袋,成立相关咨询机构,促进其教育融合,更好地规划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藏族家长汉语言态度及对子女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藏族聚居区家长和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从语言态度的认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和行为性成分对家长和学生进行分析,通过SPSS软件对家长态度和其子女汉语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区域、家庭语言环境对于子女汉语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三个转向

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经历了从农村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再到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教育的比较研究.后续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要有所创新、突破和推进,其研究立场、假设和目标应进行转向.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应转向实践立场;应从农民工子女是问题儿童的研究假设转向农民工子女是特殊群体的研究假设;应从建构农民工子女干预措施的研究目标转向建立农民工子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研究目标.     

论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

本文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保障、根本、主渠道、次渠道、当务之急六个层面阐述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路径。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融入研究

农民工子女在进入城市学校之后的教育过程中的融入困难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有着深刻的体制、政策、文化和个人等多层面的原因.为此,应从城市教育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完善教育政策、提高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多元文化整合、促进农民工子女对城市教育的主动融入、设立学校社会工作者岗位等多个层面入手解决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过程中的融入问题,促进其在城市教育中的社会融入.     

媒体语境中的农民工子女——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日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报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媒体中对农民工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内容分析,概括了当前报纸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现状报道的不足,并对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随着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同父母一起流动的子女队伍日趋庞大,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通过分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对产生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因作了探讨,认为应取消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给予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而不是简单取缔;改变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     

津、沪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模式的比较分析

对外来民工子女提供基础、义务教育的两种主要模式:天津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的模式与上海以简易学校为主体的办学模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上海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资源不足或其它什么原因;在相关法律条文缺失的条件下,迁入地能否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城市政府态度具有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