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际清河崔氏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

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太原温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了两晋之际留守河北的最有影响士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郑玄、卢植经学 ,思想上保持着汉魏以来的儒学本位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思想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为己任。虽然在元康时期追慕时代新思潮 ,接受玄风熏梁 ,但他们最终与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坚守北方。在遭受国破家亡惨剧后 ,他们反思玄学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思想。这构成了十六国北魏初期崔卢后人崔浩等人学术政治思想最直接的历史渊源     

试论汉魏佛教对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以几种思维方式和时代状况的分析为中心

一般认为,玄学思想对佛教产生了影响,但玄学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家王弼的观念论、一回性和志向究竟的思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佛教这一事实来看,无法排除汉魏佛教对王弼玄觉察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论桓范《世要论》

《世要论》是反映桓范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其君臣论和刑德论综合儒、法、兵家思想;政务论则以儒为主,兼及法、墨、道和黄老诸学。《世要论》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玄风中独树一帜,而与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交相辉映。它密切联系汉魏政治现实,针砭时政,为曹魏政权出谋划策,既是汉魏政治风云的缩影,又是当时思想多元的反映。     

《景福殿赋》与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人物志》产生的社会环境──兼论魏晋清谈风气形成的原因

《人物志》的产生是在总结汉魏以来将别是曹魏政权的用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契合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反映了当时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的转型理论特征。尽管《人物志》推崇道家，为后来玄学的诞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但它却不是魏晋清谈之风气形成的直接原因。而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受汉魏以来品评人物的传统风气的影响，其现实根源是社会政治的黑暗和世族阶级的腐朽，而老庄思想则为一班士人减轻现实痛苦的压力提供了方剂。     

西晋政治与玄学

关于魏晋玄学的研究,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玄学在三国魏时已完成了它的基本构架,到了西晋,玄学发生了变异、扭曲,实际上已蜕变为儒学。笔者通过对西晋政治与玄学的考察认为西晋时期的玄学总的构架仍然是以道学为主体容纳和改造儒学,所不同的是由三国魏时崇尚老子学说变为崇尚庄子学说。玄学在西晋时代对于政治和社会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西晋玄学思潮管见

西晋玄学也称中朝玄学,指兴盛于西晋中后期元康——永嘉之际的玄学思潮。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玄学思潮没有得到重大发展,也没有出现有重要理论建树的玄学思想大师。但是,这一经济政治和平发展的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比却慢慢地发生着重大变化,为元康之后的玄学突起埋下了伏笔。首先,在占田制、荫客制及九品官人制的促进下,庄园经济得到了大发展,     

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 ,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但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作者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 ,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 ,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王弼通过《老子注》、《周易注》阐发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王弼的老学与易学虽各有特色 ,但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共同构成了王弼的玄学。王弼的玄学思想 ,也只有通过易、老二注才完整地体现出来。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思想是表面化、以偏概全的认识 ,没有揭示出王弼玄学的精神实质     

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玄学的兴衰与道教的发展(论纲)

（一）谈到道教产生的原因，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远古以来民间巫俗的持续盛行，先秦以来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两汉以来隐士方士阶层的逐渐扩大，为道教的正式产生，准备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东汉时期外来佛教的异军突起，则刺激本土的巫祝方全神仙家模仿僧团活动的形式联合创教以抵制增团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而大抵从东汉末开始酝酿，曹魏正式成形的玄学，也以光秦道家学说作为重要思想资源。由此观之，玄学的盛行与道教思想的传播似当存在着正相关的影响。两汉时期儒家思想以政府钦走的经学形态凌驾于其他各家思想之上，在这种政治思想…     

论家风与家学对葛洪儒道观之影响

葛洪奉行的人生哲学经历了从前期的＂务实＂到中后期＂尚虚＂的转变,即其思想发展轨迹从服膺儒学到神游于儒道,最后皈依玄道。研究者普遍认为玄学思潮、政治变故及其人生经历是导致葛洪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葛洪家族渊源也是导致其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玄学分析

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远绍旁搜,从自然论、才性论和玄学人生观三个方面,对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进行分析和阐释,认为此信集中体现了嵇康的玄学思想和人生观,可与他的其他著作相互印证。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玄学精神与文人对自然的审美观照

玄学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不拘泥于宇宙的生成论,而是留连于存在本体,舍物象、超时空,研究天地万物之真际。玄学的这一特点与中国古典文人所苦心经营的超然独绝、简约玄澹的艺术精神不期而合。为什么玄学会特别富于艺术精神呢?因为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作为主导精神,只要将老庄“道”的思想与艺术精神内在的关系解释清楚,玄学与艺术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