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型积累制社保基金的优势与投资策略——美国“TSP模式”的启示与我国社保基金入市路径选择

以美国联邦政府补充养老计划“TSP模式”这个成功的典型案例为解剖对象,分析了DC型完全积累制的财政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投资资本市场的正确途径及其投资策略问题,认为在老龄化面前,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最终应该走向完全积累制。在分析向积累制过渡的漫长过程中中央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两个阶段和4个模式,在社保制度中存在着“个人产权”——“完全个人产权”和“名义产权”等类型,根据产权不同类型分析我国社保基金“入市”路径可行性和现实性问题,对目前已经进入股市的“全国社保基金”所面临的困难、定位和出路进行探讨,提出将之改造为“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思路。     

“国未富而民先老”——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

正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我们的“多人口、少资源”而忧虑重重的时候,已经有人为中国已踏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正在思虑万千了。已享受了20余年“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将在2015年转入“人口负债期”,我们将如何应对?     

我国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析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两种基本筹集模式优缺点比较着手,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实行的所谓的部分积累制,对实行这一制度后所产生的“空账”问题做出客观评价,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我国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析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两种基本筹集模式优缺点比较着手，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实行的所谓的部分积累制，对实行这一制度后所产生的“空账”问题做出客观评价。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西藏人口转变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动趋势

以1990和2000年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对未来西藏人口的发展态势作了预测。预测分析显示,西藏正处于人口快速转变之中。未来25年内,随着总人口的变动,西藏劳动适龄人口的规模、年龄结构、比重也将发生显著变化,2010—2030年间将会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西藏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教育、农牧业及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以及外贸和边贸,以实现真正的“人口红利”。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

在反思流行的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据此提出了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继而尝试构建了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相继出现老龄化倾向,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选择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成为现阶段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通过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两种筹资模式的经济学分析及对中国“统账结合”的运行机制进行评价,可以得出向基金积累制过渡不是惟一的选择,但基于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性等原因,中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应实现向基金积累制的转变。     

2011—2050年云南省人口红利预测分析

以云南省"六普"数据为基础,运用CPPS方法对云南省2011—2050年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云南人口红利的特点主要是:开启时间晚,闭合时间早;红利期短,约36年,其中真正人口红利期为21年。据此探讨了人口红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延长和拓宽人口红利的对策建议。     

甘肃省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

人口红利、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联系效应。论文基于1990-2010年的甘肃发展数据,建立了甘肃省GDP、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协整分析模型。研究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助推甘肃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口红利对甘肃经济规模扩大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6.88%,人口红利每增加1%,甘肃GDP将增加3.48%。甘肃作为西部省份,用好用活人口红利、提升劳动参与率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适度人口"的分野与述评

"适度人口"分野为宗旨各异、观点和立论对立的两大流派."经济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最大收益",立论基础是"需求创造供给"和技术替代,通过人口的适度增长、"有效需求"的保持和对资源限制的克服,使经济不受限制地增长而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有限性却无疑会摧毁她的根基;"环境适度人口"的宗旨是追求人口与环境的均衡,立论基础是有限性和"供给决定需求",通过"双零增长"把人口和经济规模控制在自然的限度之内,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人类主导的人口与环境均衡对生物的灾难性和人类的危机性,则使其对均衡的追求面临严重挑战.     

文化管理: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从“悦达同心圆共振体系”说起

江苏悦达集团经过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由一个5个人55元人民币的调煤小组一跃成为全国520户重点企业、江苏省规模企业前20强。研究其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江苏悦达集团的成功奥秘就是“悦达文化同心圆共振体系”的充分发挥。悦达文化同心圆共振体系由悦达文化物质层、悦达文化制度层、悦达文化精神层三者围绕一个中心点“5个人55元人民币”共同构成。深入其中,会深切感受到企业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     

试论中西邪教观念的差异

邪教是中文专有名词。Cult词源并无贬义 ,近代以来 ,Cult虽引申出一定贬义 ,却不等于中文的邪教含义。因此 ,将法轮功译为Cult易于引起西方社会的误解。邪教虽产生于新兴宗教 ,但新兴宗教未必都是邪教。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中西方对待邪教的态度和政策并不相同 ,但法轮功却无疑是真正的邪教     

《道德经》之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研究

在《道德经》中 ,老子运用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围绕着“道”这一中心概念的逐步展开 ,构建了充满着辩证法的哲学体系 ,成为中华文化的奇丽瑰宝。论述了“道”为“一”、为“无”、为“无为”、为“自然”的一分为三的哲学内涵 ;“自然”为老子哲学体系的开端 ;“道”的“万物得一以生”、“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凡事“守中”的一分为三的作用和意义 ;求“道”的一分为三的过程 ;并以此讨论宇宙的起源 ,世界的形成 ,事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 ,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及其解决的方式 ;还讨论了黑格尔对老子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的探讨。     

论杜威哲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哲学和教育思想方面,而对于杜威在科学精神方面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这个问题探索还完全没有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本文希望在此方面作一尝试性的探讨。“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在长期从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国家软实力建设与“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效率和优势。但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原子化、断裂化发展等突出问题,也暴露出中国模式的内在不足与局限。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是当前中国模式内在不足的深层原因。充分利用当前国家软实力战略深入实施的契机,重点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     

论实践“三个代表”与“三讲”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建党纲领和行动指南."三讲"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共产党人要忠实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做到"三讲".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