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七略大序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也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还是我国先秦至西汉文化的纲领性总结,通过它的七篇大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期提纲挈领,了解《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思想。其七篇大序短小精悍,各有特色,既能紧扣先秦两汉的学术脉搏,又能有所发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怎样看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与高振铎先生商榷

高振铎先生在《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见贵州社会科学·文史哲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以下简称《新解》,引文不另注)一文中,在列举过去许多学者把司马迁的思想归结为或“受道家思想影响”,或直称其“尊崇儒家”,或“尊崇道家”,或“既重道家也重儒家”等看法后,论述说司马迁的思想既不属于道家,也不属于儒家,更不属于杂家。据此,《新解》明确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根本不属于先秦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六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应该把他当作两汉时期新出现的史家”。甚至说     

道法关系论——慎子法哲学思想探源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与法家的关系,历来为各史家所重视.本文主要从慎予文本入手,对慎子思想的学术源流、学术归属及慎子法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进行探究,指出:慎子作为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将道家与法家思想全面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将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发展,融合道法的关键性人物.援道入法、引法入道的本质是道法两派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融合,其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以道为本,以法为治".     

炎帝出生地望考

神农氏,传为远古部落联盟首领,又称神农氏部落。通过两汉、先秦相关文献,并结合出土文物情况,可初步推断出,上古传说时代的南方、北方都存在神农氏部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等载引,炎帝传为神农氏后裔,其出生地望有甘青说、宝鸡说、淮阳说、曲阜说、随州说等五说。通过文献梳理及出土文物证实,随州历山说最为可靠。     

读张松辉先生的《老子研究》

张松辉先生是近十年来在道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围绕道家道教文化课题,张先生出版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庄子考辨》、《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庄子疑义考辩》、《庄子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同时还出版了《老子译注》、《新译冲虚至德真经     

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审美思想

我国的古小说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杂史。在先秦两汉人的审美意识中,仅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篇》)即小说是琐屑的言论,不是理国治世之道。《汉书·艺文志》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些琐碎杂乱、道听途说的俗闻俚语、杂史传说,艺术上稚嫩、浅陋,内容上带有浓厚的原始审美趣味和卜筮巫术色彩,其审美价值很难与当时已走向成熟、完美的叙事性诗歌、散文相比。至魏晋六朝,随着人们思想解放、宗教盛行的文化自觉时期的到来,我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小考

先秦两汉时期表陈述语气的语气词有不少,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里,常用的陈述语气词有“也”、“矣”、“耳”、“尔”、“而已”、“焉”等,但以“也”、“矣”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陈述语气词,基本上承继先秦两汉,但在运用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静态的“也”,其功能扩展到表动态的“矣”的功能领域;先秦两汉时期主要表限制作用的“耳”,常常可以替代表判断的语气词“也”。     

魏晋至唐初目录书中的佛、道两教

每一时代的政治思想潮流和学术风气特征,对当时目录书的编纂,都有一定的影响,因而目录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潮流和特征,起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作用。从两汉至隋八百多年中,史学大有发展,而目录书中“史部书”一类亦即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春秋类”下脱出,经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勗《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一直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终于逐步独立成“经、史、子、     

相反相成,和谐人生——孔子、老子人生哲学的启迪

无论学术传统还是文化传统,常将儒家与道家、孔子与老子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加以观照和研究。通过对读先秦儒家与道家典籍中的相关文献,尤其《孔子家语》与《道德经》,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的人生哲学实是深深扎根于西周文明土壤的并蒂之花。两者在人生哲学的诸多方面存在极大的相通乃至相同,这也启迪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先秦儒家与道家文献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于和谐人生的实践意义。     

论通假字的语音基础——《入声论》之三

通假字是指古书中的同音替代字,即用某字去表示另一个同音或音近字的字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其中,寤(疑母,鱼部)通牾(疑母,鱼部)。这类特殊的用字现象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先秦两汉文献中,表现得较为广泛,从而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研究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古代的学者早已从释义的需要出发,分析归纳过这类问题。如《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即说明泮通畔。     

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

杨朱的“为我”、“重生”思想与墨家不同 ,但在“反社会”上和墨家有共同的理论指向。《列子·杨朱》的“名实”观点和先秦“名实”论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列子·杨朱》继承了杨朱本人的思想 ,并以他的思想为材料 ,着重发挥其“反社会”的一面 ,用来反映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     

《庄子·天下》学术史意义札记

《庄子·天下》把先秦的学术发展史分为“道术”、“方术”两阶段。“方术”阶段的诸子思想各有发展变异,一条路线是以社会利益为本旨,另一条路线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检讨若干有关先秦哲学思想的问题：老聃与关尹、孔子的关系,《天下》的作者、著作时代及学术倾向,《天下》对老聃、庄周的评价等。本文采掇众说,参以己意。     

游士·隐者·道家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对先秦道家来源的探寻 ,也不可能离开士阶层。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即是“游士”。所谓“游士”,首先指的是离宗国、去乡土 ,以文才武艺游移于列国间的士子 ;其次 ,先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名存实亡 ,因而他们上下游移 ,上可至“士大夫”,下则为“士庶人”;第三 ,是指游离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士子 ,即“隐士”。可以说 ,隐者群落的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但道家并非一般的隐者 ,道家风骨集中体现在“避于俗世”、“隐于自然”。“避”是对外在世界的否定 ,“隐”则是对心性之自然的向往     

《史记》中老子韩非合传原因之疏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同韩非合传及对道家、法家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的处理,学界历来对此有诸多见解,争论不断,而对司马迁将老韩合传以及将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原因分析,要从先秦各家学术源流上进行梳理,理解道家思想的发展与分流,理解黄老思想的形成的渊源和基本特征,理解法家思想融合道家思想又将"道"作为"法"的根源,并把"法"运用于"术"等一系列问题是理清法家与道家、黄老关系的关键,也是探寻司马迁将老子韩非子合传原因的重要因素。     

《史记》老庄申韩合传浅议

一、老庄申韩合传是学术源流的廓芜正本司马迁疏理、排比老子、庄周、申不害、韩非合为一传,阐明道术学说造端于老子,显露于韩非,庄周、申不害过渡而已,从学术源流上进行了归类,这是合传的首要原因。传统意识的“天”观念,在殷商时代即产生了。不过,这时是称“帝”或“上帝”。殷商以降,帝字逐渐为天字取代。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蒸民》则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汤誓》     

曹魏政治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历史地存在于曹魏政治这个语境中 ,与它关系至深。具体而言 ,则《典论·论文》表现的以才情衡人论文的新标准与曹魏政治中“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互为表里 ,其批评“文人相轻”又与曹魏政治中的打击“阿党比周”相呼应。两汉德治主义与两汉文评的道德评价同曹魏能治主义与此期文评标准审美化 ,形成鲜明对照 ,又逻辑地证明了这一结论。再者 ,曹丕的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纽结 ,亦使这一关系不仅是可能的 ,也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