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

西晋左思“欲赋三都”，从山东临淄“移家京师”，“遂构思十年”赋成，一时不被人看重。左思请德高望重的皇甫谧看过，皇甫谧矢口称赞，并为作序。又有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作注释，于是《三都赋》声名大噪。起初，著名文学家陆机也想作此赋，听说左思在写，对他弟弟陆云说：“有一个鄙夫要写《三都赋》，待他写完，用来盖酒坛子吧。”待《三都赋》问世，经名家荐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陆机也为之叹服而辍笔。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张玉书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三都赋〉何时写成》一文。他既不同意《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中所说的左思《三都赋》写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也不同意韦凤娟同志所说的《三都赋》写成于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他认为《王都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公元二八○年吴亡以后,而在公元二八二年皇南谧卒以前,以公元二八一年较接近事实。”不赞同《王都赋》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张玉书同志通过对《晋书·左思传》上的一段文字的解释作为论据,这不仅不确凿,而且显得不能自圆其说。《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     

论文学传播中的纸贵现象

“洛阳纸贵”指左思《三都赋》经过名士序注后引起传抄热,名士品评加速《三都赋》的传播,即便是左思冒名自注也能达到竞相传抄的效果。“都下纸贵”指通过摹拟比附经典作品《二京赋》《三都赋》而产生的传播效应,摹拟京都赋导致千篇一律的问题也很严重,不利于文学的长期健康发展。“衡阳纸贵”是杜诗传播产生的文化叠加效应,文人墨客以衡阳纸写春兴诗,导致市面上的纸价上涨。“衡阳纸”“衡阳雁”的时空迁移使得“衡阳纸贵”具有伤春惜时、思归怀故的文化传统。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假草区以致兴 托禽族而言志——咏物小赋杂谈

以铺陈文采,描绘事物,述行序志为表现手法的赋体、始兴于楚国,繁盛于汉代,流衍于魏晋。这种介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跻身古代文苑,经历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同时也进发过独特的奇光异彩。司马相如之流的以闭衍富丽,夸奇炫博著称的大赋,曾居辞赋之正宗,汉代以来专营此业的辞赋家,差不多都以写大赋而封官授爵,名扬天下。称“长赋之极轨”的张衡《二京赋》,有“洛阳为之纸贵”美称的左思《三都赋》,都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洋洋大作,足见作者惨淡经营精雕篆刻的苦心。然而所有这些名噪一时的“京殿苑猎”“润色鸿业”的大赋,无不存在堆垛铺陈而无实,夸张扬厉而竞华这个共同的     

《游褒禅山记》主题探微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下简称《游》），在记游之后，发表了两点感想。第一点感想先是论述了“志、力、物”三者在成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然后指出：“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中语参》认为，这一句“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尽吾志’的重要，说明要‘求思之深而无不在’……只有‘尽吾志’，才能作到‘无悔’无‘可讥”’，显然，《中语参》把它理解成议论性的文字，并且认为它是一个关于治学的话题。笔者认为“尽吾志”的“吾”字应该理解成“我”，这句话不是议论…     

有大胸怀才有大学问

左思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与一个成语有关,即洛阳纸贵。那是因为他写出了精美绝伦的《三都赋》,为时人所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后来竟至断货,想买都买不着了,不少人为了抄写这篇千古名赋,不惜大老远跑到外地去买纸,足见其风靡的程度。不过《三都赋》并不是写出来就为人所赏识的,它的走红仰赖于当时一位著名的学者——皇甫谧。     

关于《三都赋》以后“都邑赋”的展开情况

《三都赋》被归于"都邑赋"一类中,而"都邑赋"则是从汉代到六朝都被不断书写的一个题材。通过《三都赋》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之间的关系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赋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特征。但是,通过研究《三都赋》与其他时代同类作品的差异,我们能够勾勒出"都邑赋"之间的发展过程,可以据此理解东晋南北朝的"都邑赋"的写作情况,并借以判断《三都赋》在文学史上的学术位置。     

《闲情赋》,陶渊明的游戏之笔

陶渊明留存的诗风一百多首，却以平谈自然之风卓立于大家之林。其赋现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虽仅三篇，亦令人为之侧目。其中，《闲情赋》更引起了一场文坛公案。其缘起是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的一段话：“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此言一出，遂成千古诉讼。围绕着萧氏此言，文人持对立的两方意见，或赞成，或区对，亦有模棱两可者。由于自唐代以来陶渊明影响渐大，集矢于萧统者皆是居多，如宋之苏轼、王观国、俞文豹，明之袁宏…     

“虫伯”与文王伐崇地望研究——兼论夏族兴起于晋南

周原出土甲骨“虫伯”卜辞,有的认为:“‘虫’与‘崇’疑为同声字。‘虫伯’,似为‘岽伯’。……《周本纪》‘文王……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歧下而徙都丰’。二十二号卜甲的‘虫伯’(崇伯)疑即崇侯虎。持相同观点者还认为‘崇为方国名’。但对其地望提出不同意见,说“商末周初之崇伯,亦即崇侯虎,皇甫谧以为崇在丰、镐之间,恐误会《诗》‘诗伐于崇,作邑于丰’的意思,……按‘崇’一作,崈’亦作‘嵩’、‘崧’。王念孙谓古无‘嵩’字,原作‘崇’。其地望“据《水经注》青要山在新安县,即在今崇山附近”。而持相反观点者则进一步指出;“‘虫伯’即‘崇伯’,即指‘崇侯虎’,‘虫’和‘崇’声音     

“仿佛”只能是“好像”吗

新修《辞源》第二册1067页“仿佛”条下说:“大概相似。同‘仿佛’,‘髣髴.《楚辞》宋玉《九辩》:‘颜淫溢而将罢兮,柯彷佛而萎黄。’唐李白《李太白诗》中《赠崔郎中之金陵》:‘登高望浮云,彷佛如旧丘。”又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仿”字下列了三个义项,其第二义云:“[仿佛]好像,似乎.杨雄《甘泉赋》:‘犹仿佛其若梦’.又写作‘彷佛’.”准此,“彷佛如旧丘”和“犹仿佛其若梦”两句如何解释?“仿佛”跟“如”和“若”岂不重复了?查《说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甲之鼌”非“甲子朝”辨

《楚辞·九章·哀郢》“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句,叔师《章句》云:“甲,日也。鼌,旦也。屈原放出郢门,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洪补曰:“鼌、晁并读为朝暮之‘朝’。冯衍赋云:‘甲子之朝兮,汩我西征。’”两说并无分歧。以往治《骚》者,白朱子至郭老,均因王说,殆无疑义矣。《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载薛恭穆《<楚辞>解诂》云:“古人用干支纪日,甲之,即‘甲子’。之、子古字通。”为示不掠人之美,又把此项发明权归于洪庆善:“视洪氏此语,意在说明鼌字之词义,实际上却已将‘甲之鼌’即冯衍赋之‘甲子之朝’的消息传告给读者。”薛文认为:“冯衍赋此句内容与句式显然是模拟与糅合《九章·哀郢》这句‘甲之鼌吾以行’与《招魂》:‘汩吾南征’两个分句而成。所以‘甲子之朝’一语,正好可以作为此句的注脚。”又引《左传·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     

《叶公好龙》释义新解

选自刘问《新序》的《叶公好龙》一则寓言，其中“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三句，许多选本的注解说法不一，关键是“以”的解释。其一，认为“以”是介词，作“用”或“把”解。如干在春《文盲散文的普通话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三个排比句里的‘以’都译作‘把’，移到前边去。”这种解释，解释前两句，尚可通解；而解释后一句，说成“用房屋雕刻的花纹去描绘龙”，或“把那房屋雕刻的花纹模上龙的形象”，就无法通解了。其二，认为前两句的“以”作介词“用”，后一句的“以”作介词“在”解。如《中华…     

对“以丑为美”评《死水》质疑——与俞兆平同志商榷

《死水》是闻一多用美学上多样化的修辞手法,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诗篇.由于诗人用了大量的华丽词藻描绘丑恶的物象,因而评者在“美”和“丑恶”的内涵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朱自清认为“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①.郭沫若则说:“这(指闻一多的论文《庄子》)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即刻意于此”②.臧克家不同意朱自清的解释,认为“应该把‘丑恶’意会为黑暗现实的反面”,是“另一种力量”,是作者“渺茫的希望”,“是否可以把这希望理解为革命?”③任钧认为臧的说法,“过分牵强”,他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认为“诗人原拟用‘美’来反衬,反讥‘丑’”,但“诗人当时还未能在诗中揭示丑恶现实的本质及其成因,结果‘丑’反而为‘美’的形象所冲淡,所掩盖,而诗人对现实的真实态度,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了”④.最近,俞兆平同志师承郭老的说法,不同意臧、任二同志的解释,并说他们产生“偏颇之见”的原因,“盖出于未能正确理解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一诗中所采用的‘以丑为美’的艺术表现方法”⑤.“以丑为美”是《死水》一诗的艺术表现方法么?这是一个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评价文艺作     

评《南风报》的性质

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桂林出版的《南风报》,是秘密的广西同盟会支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有人认为它是宣传革命、鼓吹革命的刊物,具有浓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色彩。但是,也有人认为它不是革命的刊物,而是“反对革命的刊物”,因为,“它和《南报》一样,主张军国主义,而以‘民族建国之思想’和‘知世界竞争之趋势’为‘确定’其军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它宣称‘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谤朝廷皇族’,它称革命军‘大逆不道’,是反对革命的刊物。”(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出版的张枬、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笫862页)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关系到对《南风报》(包括《南报》在内)本性质的评价问题,到底哪一种符合实际呢?     

左思与《娇女诗》

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娇女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通过对《娇女诗》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左思在创作《三都赋》的同时，与自己的一对娇女纨素、蕙芳一起游戏、玩耍，从中得到生活的乐趣，去除创作的疲劳，缓解人生的悲愤。左思是辞藻壮丽的文学家，也是对女儿一往情深的伟丈夫。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诗经…鸱鸮》中的“我”到底指什么?

《风·鸱鸮》的解题,虽然经过自古到今的学者们的研究讨论,题意渐趋明朗,但在多数当今学者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其中“我”指什么?仍是一个问题。 关于《鸱鸮》的写作背景及作者,传统说法都是根据《尚书·金滕》中“武王既丧,叔及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曰《鸱鸮》。王亦未敢消公”这样一段叙述,认为此诗为周公为教成王而作。《诗序》、《毛传》、《郑笺》从其说。这一说法一直影响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