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抒情小赋之意境创新论

诗、赋是六朝最重要的两种文学体裁。谢灵运创作了不少抒情小赋,而且其赋摆脱了此前抒情小赋多有情绪少有意境之窠臼,创作出情景相融的清丽空灵、朦胧澄澈的优美意境。此种意境之生成,是其“超埃尘以贞观”的老庄佛理哲学的艺术展现,并着意采用了以诗写赋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其山水诗有画境,抒情小赋有意境的有趣文学现象。     

论《国风》田猎小赋

《国风》小赋历来被忽视了。考察《国风》田猎小赋,可借以窥探《国风》小赋之一斑。立足《诗经》文本,探索《国风》田猎小赋,可以看到赋体的“根蒂”;汉赋渊源流变之轨迹,辨而可明     

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

<正> 东汉后期,汉大赋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消失,抒情小赋随之发展起来。张衡是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交替的人物,赵壹、蔡邕、祢衡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抒情小赋作家。但此时赋坛甚为寂寞。魏晋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赋风发生急剧变化,赋声大作,作者辈出,作品繁多,其声势已超过汉大赋鼎盛的武、宣时期。这是我国赋史上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在短短的2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魏作家40多人,赋作250多篇;晋作家110多人,赋作700多篇。但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赋又步入衰微。统观魏晋南北朝赋,与汉大赋相较,有如下明显特点: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魏晋南北朝咏物抒情小赋的移情现象初探

所谓“移情”或“移情作用”，本是德文和英文的意译，是指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一种感情移入现象。它是审美主体将自己的主观感情移入到审美客体之中，从而使客观景物生命化、性格化，达到物我一体，主客融合的审美境界的结果。移情理论虽然是西方首先提出来的，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却早已得到普遍的运用。且不说在我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中早已存在着移情现象，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咏物抒情小赋中，移情现象也普遍存在。魏晋南北朝“触兴致情，因变取会”①的咏物抒情小赋，大都假草区以致意，托禽族而言志，通…     

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

赋发展到西汉进入兴盛阶段,从东汉末期开始由体物逐渐趋于抒情。魏晋之后,由于诗歌的再度勃兴,赋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从诗歌中吸取养料,将诗的意境刻划融入赋的创作之中。大大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使赋向形象、精致、含蓄、深邃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对抒情小赋的意境创造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魏晋南北朝小赋概论》评价

作者对池万兴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小赋概论》以三个方面予以充分肯定 :对六朝小赋全面地学术探讨 ;准确评价六朝小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对诗、赋关系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指出了著述中的一些缺陷。立论开阔、公允 ,有助于解读此著 ,把握其学术内核     

赋学研究的新领域——池万兴教授《六朝抒情小赋概论》述评

201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池万兴教授的学术专著《六朝抒情小赋概论》.该专著的出版表明了作者在深度探索赋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且填补了当下赋学、尤其是六朝抒情小赋研究的空白.《六朝抒情小赋概论》不仅为当代多视野、多学科综合研究赋体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颇有启示.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

东汉末年，围绕着鸿都门学的论争，凸现出两种截然相 反、根本对立的汉赋观：第一种是以灵帝与鸿都门士为代表的贴近世俗生活、追求感官享受 的新型的汉赋观，第二种是以蔡邕为代表的恪守传统经学与道德规范的旧的汉赋观。蔡邕在 理论上否定但在实践上却创作了不少逸乐小赋，反映了他对汉赋地位的独特思考。     

董仲舒新儒学意识下的德教体系建构

董仲舒从其人性论的角度,阐释了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与重要性,明确了道德教化的宗旨、对象、内容和方法.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

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是用来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的,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的拟话本小说深受小说劝惩论的影响,因此也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意蕴

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公共权力的产生、使用以及使用公共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就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公共权力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蕴。道德对于公共权力产生、公共权力运用及公共权力绩效评价的道德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德可固法 法可厚德

法律和道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源于道德又规范道德,道德合于法律又高于法律;法律是道德发生作用的保障,道德是立法、执法、守法的基础。目前的中国应以“道德的法律化”为主,“法律的道德化”为辅。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曲以存史——论清代戏曲的征实化与世教化倾向

清代戏曲具有较为明显的征实化和世教化的特点,尤其体现在清代的时事剧、历史剧和自述体剧中,主要原因是受到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和朴学思潮的影响,其次,也与清人对戏曲本质特征的认识有关。征实化和世教化的特点使得清代戏曲具有了"曲以存史"的意义,极大提高了戏曲的地位和审美品味。     

男性话语的修辞策略——十七年小说中“女英雄”形象塑造

“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其结果是“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被男性叙述主体的修辞塑造成为一种在性别和英雄特征上都难于辨认或自相矛盾的人物。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法律伦理化传统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十恶”、特权法以及男尊女卑。儒家的“礼”制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法的思想根源,儒家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伦”规范社会等差关系,用“礼”作为维护社会等差关系的工具,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批判和改造传统法律意识,确立现代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