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礼物

父亲在一个月前到我这里,告诉我,他就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惊愕、难过,还有一点愤怒。父亲的眼睛里充满了企盼,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我只是很冷漠地甩甩头,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尽管我很想说:“爸爸,不要,不要……” 父亲走时,我没有送他。看着父亲渐渐离     

关于主客体关系的对话

有一个年轻朋友 ,给我打电话 ,说他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有一些问题想同我讨论。我知道他很爱动脑筋 ,也很会动脑筋。他的脾气我也知道一些 ,说话直来直去 ,不讲客套。我很喜欢这样的青年 ,就约定一个时间让他来了。下面是他和我的对话 :他 :这些日子我在想一个问题 :认识是一种现象 ,也是一个过程 ,这样说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 ,虽然很抽象 ,然而可以从这儿出发去想问题。我想提的问题是认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现象 ?是一个怎么的过程 ?同认识现象可以比较的 ,还有什么现象 ,还有怎样的过程 ?我听你说过教育是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统…     

关于“异化”是否即矛盾规律的对话

张文:老李同志,最近在理论学习和讨论中,围绕着“异化”是不是矛盾规律的问题,我有三个问题搞不清楚,请你作些解释好吗?李武:好,我们一起讨论。你有哪三个问题搞不清楚呢?张:我搞不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叫“异化”?能不能先给“异化”概念下一个定义?然后大家根据同一个定义来讨论它是不是矛盾规律,免得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李:让我先听听你对“异化”的定义有些什么看法好吗?张:我对什么叫“异化”还搞不大清楚。不过,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这样说:“究竟什么叫异化?打个比方说,一个母亲生了个儿子,她很心疼,很爱,辛辛苦苦地把他培养大,教育大。可是这个儿子慢慢长大后,成了一个逆子,不仅不受母亲管,倒过来管他的母亲,欺侮或者虐待母亲。儿子不认他的妈.把母亲当外人甚至敌人。母亲也觉得儿子不象她的儿子,成了家庭里面的异己分子。这个过程用哲学的     

嵇康思想略论

<正> 嵇康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富有特色的哲学家。虽然他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他在哲学上的贡献,但是要对嵇康作一个全面的历史评价,弄清他的哲学观点,却是必要的。(一) 嵇康,字叔夜,魏晋之际人,生于公元223年(魏文帝黄初四年),被司马昭杀害于262     

编者的话

“到2005年我们就可以终结贫穷……并彻底改变世界。”这句印在杰弗里·萨克斯大作《终结贫穷》(Sachs,2005)书背面的话,没人不同意它的情怀,也没人会回避那样的挑战。不过其中两个词用得并不得体。头一个是“我们”,这个代词在政治学理论以及道德哲学中的意思是“我以及和我思想一样的人”(这样的用法,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他的著作里论及“我们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一用再用),或者是“我乐意认同的一路人”。很显然这两种意思对于反极度贫困的斗争没多大意义。萨克斯的“我们”倒是比较具体(说担当的时候指全体人类;说挣…     

在爱情的掩护下——读巴金的《雾》《雨》《电》

巴金同志三十年代初期(即1931——1933年)写的《雾》、《雨》、《电》(爱情的三部曲),在十年浩劫中曾被诬为“大毒草”而加以全盘否定(当然巴金同志的其他作品也无例外地遭此厄运),这显然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说“爱情的三部曲”是白璧无瑕的瑰宝,也是不实际的。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于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近来,学术界在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陈翰伯同志认为,相对真理是包含错误的,他并从多方面作了论述。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陈翰伯同志认为,从真理是过程原理来看,相对真理是可能包含错误的。他说,正因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完成一次认识运动以前”,认识中“正确的部份和错误的部份往往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排斥。因而,……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错误”,不能“从一次认识运动的终点上来看真理和错误的对立。”又说,如果承认真理是一个过程,就应该对认识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如燃素说)“作历史主义的评价,就应该承认其中包含相对真理,也包含错误。”     

“中游”与悬崖

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传过这样一种看法,即:“业务力争上游,政治甘居中游”。他们的口号是“谈起业务我冲锋,提到政治我居中”;“业务要做鸡中鹤(鹤立鸡群的意思),政治不当鹤中鸡”。所谓政治甘居中游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上游不想争,下游不敢当”,“不偏右,不过左,两头照顾”,“当左派,太辛苦,当右派,人唾弃,当个中间派,最惬意”。据说持有这种“政治居中论”的同志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出身不好啦,历史上犯过错误啦,“家庭决定了自己的命     

关于文艺欣赏阅读中的情感运动形式

在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的时候,因为想要把问题说得清楚些,我便对共鸣这种精神感应现象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已经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认为我把共鸣理解得较狭窄了,而主张共鸣是一种更广泛的精神活动现象。《学术月刊》今年第三期上陆行良同志的“关于文学的共鸣问题”一文,在这方面可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陆行良同志提出了他对共鸣的正面看法,他以为共鸣就是“对作品中所歌颂的人物和事件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或者对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和事件发出不满、愤慨和痛恨”,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作者在作品里所贯注的思想感情发生交融,趋于一致”。由此可见,陆行良同志对共鸣作了一个最广泛的理解。他所理解的共鸣不仅包括了“感到兴趣、爱好和赞赏”,而且也就是一种理解。他在论述今天的读者如何对古     

只能爱你七分

我正专心致志地看电视剧，杜平凡说：“我们离婚吧。” 他很严肃，不像跟我开玩笑。浮上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是：他肯定炒股亏大了，或者是得了绝症，怕连累我。我坚决地摇头，一股要跟他共患难的豪情油然而生。     

坚持=发展=突破

在讨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这一问题中,我感到一些提法是不很确切的,至少是可以继续商讨的。例如: “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是相当流行的提法,也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坚持与发展是两回事。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了“一”,丢了“二”;恰恰相反,他讲“坚持”,就内含了“发展”,甚至可说即是发展。他经常强调,要运用     

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科学的自由观?马克思主义为何观察自由?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自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答这些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自由的基础在自由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德国古典哲学克服了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在辩证地理解自由及其与必然的关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自由观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黑格尔认为必然是自由的前提,把自由和必然抽象地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他说:“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     

略论哲学逻辑研究

一个命题的哲学味如何?阐述和论证该命题的思维方式如何?阐述和论证者的哲学素养如何?对于该命题的哲学价值、对于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种哲学味、哲学思维、哲学素养不是信手拈来的。虽然一些人也读了不少哲学著作,也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甚至也了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但从其发表的文章和言谈看,哲学味甚少.哲学思维缺乏.哲学素养不高。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觉地展开哲学逻辑的研究。当代首倡开展哲学逻辑研究的Karl [Theodor] Taspers.他在die Philosophische Grun-dopertion(哲学性的根本操作)中提出了“哲学的逻辑”概念。但什么是“哲学的逻辑”?或说“哲学的逻辑”是什么?不仅国内学术界不甚了了,在国外学术界意见也不很统一。究其根源是因为“哲学”和“逻辑”概念都具有“最高性”,而“最”概念是排它的。所以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关于     

评《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

<正> 《灭亡》是确定巴金文学道路的奠基作,也是描写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生活的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作者在小说中集中笔墨刻画了主人公杜大心投身革命后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他的思想性格化点,“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作者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以激情的笔触塑造杜大心的时候,通过渗透、寄托的办法,也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因此,他讲“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社大心毕竞不是作者,他有着作者当时也并不同意的东西。作者声称:“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不是杜大心底信徒”,“我对他的态度是很公平的。我     

丁玲创作活动的“自我”

<正> 丁玲的作品“自我”色彩很浓重。凡是读过她作品的读者都会有此感受,甚至有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询问:“这是在写她自己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它触及到怎样看待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家的“自我”即思想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丁玲的回答是颇有趣味的。笔者收集一下,大体有如下三种:(一)“非我”。丁玲曾说:“我不是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并不是我自己”。(二)“是我”。“杜晚香就是我自己”,     

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嗎?

许多文学史和评论古典小说《水浒》的论文,都把宋江形象评价为英雄人物,错误地美化了宋江。例如有的说,宋江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有的人甚至还说宋江“不只是阶级斗爭的英雄,也是民族斗爭的英雄。”《水浒》里的宋江形象到底是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呢?特別是对他投降前的一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认为确是需要好好探讨一下。我们评价宋江这个典型形象,应该用     

为人民服务一輩子(学习毛主席著作日記摘抄)

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今天,船到了上海。我回到家中,大女儿翠云带着自豪的口气,很高兴地告诉我说:“爸爸,我又得到一份奖状!”我问她:“你得到这个奖状,心里有什么感想,今后有什么打算?”她很坦然地说:“我感到很光荣,而且很幸福。我今后一定不骄不傲,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我说:“这光荣和幸福从何而来,怎么得到的,你知道吗?”她说:“这还不是听老师话,上课很好地听老师讲,下     

“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胡了”——谈《野草》的象征表现手法

<正> 关于《野草》的表现手法,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写道:“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胡了。”(《二心集》) “难于直说”的原因,研究者普遍归结于环境险恶。这是对的,但不全面。因为还有一些属于作者主观上的原因: 一,作者思想深处的激烈的矛盾。他说过:“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两地书·二四》)。自己不甚了然的意见,当然“难于直说”了。二,作者对作品的社会效果的顾及。鲁迅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伟大作家。他     

鸳鸯抗婚刍议

正确评价鸳鸯抗婚,是正确评价鸳鸯的一个关键。有些同志对鸳鸯抗婚评价过高,说她“没有半点奴隶相”,“断然拒绝了一等将军贾赦的求婚”,“发扬了奴隶阶级的冲天气节”(徐迟《红楼梦艺术论》),看来有点偏颇。我们不妨先从鸳鸯对统治者忠顺的一面谈起。贾老太太曾对邢夫人说: 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该添什么,他就度空儿告诉他们添了。……我凡百的     

作品的艺术“格调”与真实性及其它——对李剑同志失误作品的思考

李剑同志在《谁酿的苦酒》中,为自己作品的“格调”问题进行了辩白,将其理由赅括起来,大抵有如下几点:一是说他的作品写的是“事实”;二是将一些同志批评其作品“格调不高”的说法“匡正”为“这群流氓格调不高”;三是“我客观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四是作品中的人物“格调”是与作家艺术趣味毫不相干的;还有“我们经过了一个‘格调不高’和‘不堪入目’的黑暗时代”等等。上述种种观点虽是李剑同志个人提出来的,但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则的一些根本问题。倘对这些根本问题不辩清楚,要想写出高“格调”的作品来,恐怕委实是戛戛乎其难的。为此,我们抱着“疑义共与析”的态度,就李剑同志作品失误的某些原因及上述种种观点,谈谈我们的看法,以期引起同志们(包括李剑同志)的注意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