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联盟中核心技术投入的激励机制研究

发包方如何设置有效的契约来激励接包方进行知识共享和核心技术的投入是外包联盟成功的关键。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引入外包联盟的整体绩效作为绩效测量,进而将接包方的收益与绩效挂钩,激励接包方投入核心技术。通过分析,发现核心技术成本的临界值随着核心技术的贡献率的增大而降低,随着绩效测量误差的增大而增大。绩效测量误差还会负向影响接包方的激励系数以及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效用。     

不对称信息下创新产品研发外包的甄别契约设计

在创新产品研发过程中,许多企业会将部分研发模块外包,而接包方能力水平和成本信息的不对称,会给发包方带来收益风险。对此采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信息甄别模型,将研发的接包方分为高成本系数和低成本系数两类,由创新企业设计包含固定支付和收益共享系数两个参数的外包甄别契约,来推断其真实能力。通过考虑创新研发成功的概率因素和技术成果转化后的市场收益分成,以激励接包方做出最优的努力。研究结果表明：高成本系数接包方的收益共享系数将被向下扭曲,低成本系数接包方既获得了保留效用,还会得到额外的信息租金;契约中两类参数的取值受到不同类型接包方所占比例的影响,随着市场中高成本系数企业数量的增加,发包方的期望收益降低。     

服务外包知识协作：双向性、关系性与互补性

随着知识密集型项目比重的逐步提升,知识协作问题已成为服务外包组织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本文分析了服务外包知识协作的静态特性,划分了知识协作过程的主要阶段,并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分别针对发包企业与接包企业之间两种合作模式下的均衡分析,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命题：首先,发包企业和接包企业在知识共享中存在双向激励;其次,基于良好关系的企业间合作型知识决策模式有利于组织收益最大化;最后,较高的知识互补性对知识共享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     

不对称信息下发包商选择接包商的最优机制设计

在服务外包中,发包商期望通过将自身非核心业务外包,来获得成本的降低。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发包商应用服务外包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本文建立了逆向选择下的应用服务外包委托——代理模型,以期能够依据此模型分析签约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发包商选择接包商的机制设计问题。     

金融契约与管理者激励——实验的证据

在实验的框架下分析了3种金融契约的激励约束功能.首先,根据金融契约内涵的现金流和控制权两种权利属性及其体现方式将金融契约激励约束效应划分为两类:即通过现金流权利属性体现的显性激励约束效应和通过控制权属性体现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并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3种典型金融契约的激励约束效应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权益契约的显性激励约束效应显著高于债务契约;相反,债务契约下通过控制权转移产生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则显著高于权益契约;而可转债契约,则既能引发很高的投资者监督显性激励,又能对经营者产生很强的隐性激励约束效应.     

考虑业务流程模块化度影响的业务流程外包激励契约设计

如何结合外包业务流程因素设计有效的外包激励契约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设计业务流程外包激励契约时,构建了含有业务流程模块化度的影响的激励契约模型,分析了业务流程的模块化度、可观测性和产出确定性对激励契约、发包商的期望利润、代理成本和监督信息系统价值的影响。模型结合使用了收益共享机制和奖惩机制。结果表明,提高外包业务流程的模块化度、可观测性和产出确定性,可以降低服务商的道德风险,使发包商获得更多的利润。当业务流程模块化度较低时,监督信息系统价值将较低。当不使用信息系统时,收益共享系数和奖惩强度系数都为业务流程模块化度的递增函数。当使用信息系统时,随着业务流程模块化度的增大,收益共享系数将先增大后减小,奖惩强度系数不会减小。在不使用信息系统时,业务流程的确定性越高,激励强度系数越高,奖惩强度系数将越低;业务流程的可观测性越高时,激励强度系数越低,奖惩强度系数越高。     

业务外包委托代理模型中的风险补偿安排

外包活动中代理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外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降低业务外包中的代理成本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首先从代理成本的机理分析入手,考虑到风险补偿在针对"代理问题"的激励契约设计中的重要性,对一个经典的最优激励契约模型进行改进,期望改进的模型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改进后的模型结果表明:在最优激励契约中加入风险补偿因素可以使得风险成本和激励成本下降,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业务外包活动,对外包企业最优激励契约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信息不对称下医药营销服务外包契约设计

为了缩减销售成本,一些制药企业将营销服务外包给合约销售公司(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CSO).由于CSO的营销努力不可合同化,制药企业需要基于市场销量来激励CSO的营销努力.然而,市场销量受制药企业定价决策的影响,因此CSO将面临制药企业提高定价的道德风险.此外,药品营销难度信息可能是CSO的私人信息,这使得制药企业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当制药企业将营销服务外包给多个CSO时,由于制药企业针对同一药品在不同市场的售价相同,其定价决策对多个CSO所服务市场的销量具有共同的影响.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能够消除共同不确定因素对代理人产出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激励代理人付出高水平的努力.因此依据信息甄别的博弈模型,分析基于个体绩效与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药品营销难度信息对称时,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占优于基于个体绩效的激励契约,且可以获得全局最优的营销努力和期望利润;2)药品营销难度信息不对称时,两种激励契约均不能获得全局最优的营销努力和期望利润.数值分析表明,药品营销难度的先验概率,市场价格敏感性和高低类型药品营销难度差异的变化会影响制药企业的契约选择,较高的市场价格敏感性和较低的高低类型药品营销难度差异使得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契约更有效.     

信息不对称下外包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从外包激励的一般模型入手，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构建了基于市场基准和监控机制相结合的业务外包激励模型，并分析了这两个机制的引入对最优外包契约的影响。市场基准和监控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缓解外包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降低外包企业的代理成本和外包总成本。     

经理声誉考虑、任务关联性和长期报酬激励的效果研究

为研究如何激励经理努力提高企业未来业绩,假设经理承担着两项任务:声誉激励其提高企业当前业绩,报酬激励其提高未来业绩;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本文研究了声誉和长期报酬对经理提高未来业绩的激励效果.本文把企业业绩分为当期业绩和长期(即未来)业绩,并假设委托人目标是长期企业业绩最大化,而不是当期业绩最大化.同时本文对经理努力成本函数的假设有重大改进:给出了经理长期和短期努力的具体的成本函数形式,考虑了两种任务即努力间的关联性情况,假设长期努力和当期努力有不同的成本系数.目前相关模型的成本函数最多只能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因此,运用本文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更明确、直观,并且更符合实际.本文发现,经理不同努力的成本、两项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对经理的努力行为选择有重要的影响,要激励经理提高企业长期业绩,应该减少经理长期努力的成本或者弱化当期激励.     

油气资源开发对西部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陕西、四川、青海和新疆4省区的研究

西部区域是我国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富集的油气资源却没有推动西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如何将丰富的油气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选择了西部区域油气储量最丰富的省区——陕西、四川、青海及新疆作为样本地区,通过对这4个省区油气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拉动效应的比较,找出了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活动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所在,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改进西部区域油气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完善油气资源开发产业链条以规避"资源诅咒"困境的政策建议。     

基于后悔理论的属性趋同效应机理研究

情境效应的机理研究揭示了情境效应是一个多因素驱动的过程,属性趋同效应作为一种新发现的情境效应形式,其内在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从情绪角度揭示了预期后悔对属性趋同效应影响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属性同异对消费者预期后悔的显著影响,验证了属性趋同产品的数量对消费者选择属性趋异产品的预期后悔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并且验证了感知风险和信息处理模式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溢出效应、质量效应与折现效应对新产品导入时间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品牌延伸三大效应的基础上,结合基于不确定市场环境的R&D模型,证明和解释了延伸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与新品牌产品的最佳导入时间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利用1998～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R&D投入的影响明显,且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及引致R&D投入带来的生产率间接效应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但由于规制成本较高,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部分被成本效应所抵消.研究同时发现,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能否带来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与规制措施和工具选择密切相关.     

基于预算限制和客户挽留价值最大化的电信客户流失挽留研究

在分析电信行业中挽留激励效应、自然流失效应和口碑传播效应对客户保持率的动力学机理的基础上,得到客户保持率在客户挽留周期中的演进路径;接着提出了使用挽留激励系数、自然衰减系数和口碑影响系数来具体描述这3种效应的作用力。然后基于客户保持率的演进路径推导出了客户挽留周期模型和客户挽留价值模型。最后建立了2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挽留模型:基于挽留激励效应建立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模型,并推导出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的有效范围、挽留激励的高效率区域和低效率区域;基于定义的挽留收益函数和挽留边际收益函数建立了一对一客户挽留策略模型,并推导出了在挽留预算限制条件下的客户挽留顺序选择原则。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电信客户挽留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

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身份跨界、战略依存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身份跨界广度对非公企业价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身份跨界深度的影响却是正向的;结构不确定在高管身份跨界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高管身份跨界对非公企业研发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无实质性贡献,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研发战略依存的结果是战略的"堆砌效应";高管身份跨界会削弱广告战略与非公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关系,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与广告战略依存会发生战略的"侵蚀效应";高管身份跨界有助于强化研发战略和广告战略共同对非公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身份跨界的政治战略、研发战略与广告战略三者依存会诱发战略的"协同效应",促进非公企业价值提升。     

间接经济效益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应分析

直接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益传递系数两个变量的变动都会引起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 量的变动, 前者称为波及效应, 后者称为摄动效应. 本文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 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 分析了1987- 1997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和摄动效 应. 提出了一种波及效应定位图的方法, 对各部门的波及效应进行了分类. 分析发现: 在10 年 中的不同时期, 促进国民经济间接经济效益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 在前期是摄动效 应, 在中期是波及效应, 在后期是摄动效应和波及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上市公司“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回顾了异象中公司规模效应的研究历程,分别基于流通值和总市值对深市和沪市的规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作为市值度量的流通值和总市值的选择对不同规模组合收益率的排序没有本质的影响。②深市无论是从总市值还是流通市值的规模排序,其组合呈现出“规模效应”即收益率与规模成反比;而沪市的中盘股投资组合收益率明显好于其它两个组合。③深、沪两市收益率均不存在“季节效应”。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