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古代形式论的观念史意涵

数理形式、绝对理式、实体形式是西方哲学美学形式观念的三大精神元型。古代哲学美学的形式观念与本体论问题密切相关,其总体特征是一元论的,即探求统摄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则、统一的基础。古代世界美的概念总与某种形式要素如数、比例、对称、光联系在一起。古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审美范式是模仿和象征,其实质关乎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即多样复杂的质料和统一单纯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最高、最美的和谐形式,在古希腊是"存在",在中世纪是"神",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自然"。     

现代西方美学语境中的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

阿恩海姆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视知觉形式建构的基本动力机制问题.它把视觉形式与情感等精神活动融入到视知觉形式动力生成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形式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之间的分歧,发展了表现主义美学和形式主义美学;同时也使艺术形式和情感表现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弥合了符号学美学中艺术形式和情感的逻辑形式之间的裂痕.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现代西方美学的内在发展逻辑.     

西方美学后现代反形式论的观念史意涵

反形式论的思想大背景是具有同质性和统一性的理性宇宙观的破裂,其生成有三大动力: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伟大成就带来的深刻的观念变革、众多哲学学派发起的对传统形而上学整体性的挑战、现代主义文艺的激进的形式革命。反形式论的主要理智力量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主旨是怀疑批判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方案,反省重估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概念思维、中心情结、本质主义、有机整体、深度模式、人本主义等)、宣扬赞美异质性、混杂性、事件性、现时性、多元性、非同一性,具体表征为无中心、丧失整体感、非确定性、自我意识的危机、缺乏深度等。后现代反形式论斩断与终极本源(数、和谐等)、深层模式(内容与形式二分)、绝对自我的构型力(先验形式)等的瓜葛,使一切传统形式观念有被消解的危险。反形式论含有建立一种更健康更合理的文化的深层动机,西方思想面临是否重建形式的统一性的抉择。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

张旭曙撰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有四条脉络：一是以审美反映论和整体性思想为基础追求形式结构整一性（卢卡奇、戈德曼）。卢卡奇认为,文学作品是具有自身形式特征的独立结构、自足整体,这种形式是否正确要看它与所反映的处于运动和矛盾之中的辩证整体（现实世界）的结构能否对应。有意义的结构是戈德曼模式的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

张旭曙撰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有四条脉络：一是以审美反映论和整体性思想为基础追求形式结构整一性（卢卡奇、戈德曼）。卢卡奇认为,文学作品是具有自身形式特征的独立结构、自足整体,这种形式是否正确要看它与所反映的处于运动和矛盾之中的辩证整体（现实世界）的结构能否对应。有意义的结构是戈德曼模式的基础。     

王国维形式美学观念的现代性追求

王国维从形式美学角度准确阐述康德,并在洞悉康德形式美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为弥补和修正其学说而提出了新的形式范畴。王国维对形式的推崇是与对美育的重视结合起来的,其独特的功利主义形式观显示出一种本土性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受到了“两希”文化的共同影响.古希腊文学中的乌托邦多呈现空间化特征,关注的时间维度仅限于过去;古希伯来文学则增加了历史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近代之后,乌托邦文学的时空观念随着时代背景不断变化:文艺复兴时期多以航海的空间发现为模式,19世纪则聚焦科技进步的未来,20世纪在经历了“敌托邦”的短暂风靡之后,随着人类更多关注“当今”和“当地”,乌托邦文学最终走向式微.     

西方美学史:接着朱光潜讲——新时期西方美学研究的一个考察

30年来的西方美学研究在通史和断代史书写、范畴史梳理、重要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西方美学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的可开拓空间.本文就西方美学研究中的美学对象以及美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等问题提出了疑问.     

西方美学近代形式观念的衍变

近代形式论的主流概念是由审美趣味的主观化先验化而形成的康德主义形式与感性形式(感性形象)。准确、透彻地把握它们的本质、作用、意义应当立足于启蒙运动思想的一般精神。康德主义形式的最终确立得益于以人性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和认识论,感性形式获得主导地位归功于18世纪的存在大链条观念和学科分化的趋势。从新古典主义美学的衰落,审美趣味、感性形象的流行,浪漫主义及其哲学化德国古典美学,到形式本体论的兴起,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哲学美学的一条主题明确的思想线索,即形式与表现、个性与一般、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及种种解决方案,而形式的赋形超越的强大抵御力量充当了构筑艺术和审美活动的自由王国,恢复人性的原始和谐,从审美自由转入政治自由的理想桥梁。     

马克思美学的当代中国形态:游戏美学

每个时代的美学都是人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关怀,都是由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决定的。而一个时代的美学,不仅会塑造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而且会决定这个时代的民族走向。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诞生在人类生存遭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压迫的19世纪,今天,面对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的意义失落与精神焦虑,建构有现实内容、民族形式的"游戏美学"为当代人提供意义坐标与精神家园,无疑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也是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 ,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 ,使启蒙立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新史学通过学术真理获得话语权威 ,新史剧则通过艺术形象实现话语权威的大众化 ,使纯粹的思想变成大众世界观 ,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 ,而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是最具典范性的研究个案     

中国美学史研究三十年

三十年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美学史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发展,并正日趋成熟.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成就主要表现为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总结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二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成果显著,二是问题不少.对它们加以总结能使我们更好地前行.     

论形式与艺术的美学联系

从艺术的整个历史状况考察 ,“形式”(Form)对于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形式” (Form)不仅仅单纯作为艺术的感性外表而存在 ,或者仅仅呈现为一种隐藏艺术内容的工具、符号或手段。“形式” (Form)同时也作为艺术的有机整体的结构 ,它本身也可以成为“内容” ,成为审美的意向性的构成对象。没有超越“形式” (Form)的艺术 ,当然也没有绝对地超越“美”的艺术 ,因为在艺术文本之中 ,“形式” (Form)就是其“美”的构成 ,而“美”必然也表现为“形式” (Form)的构成因素之一。     

论康德美学与西方诗学传统的转变

康德关学思想开创了西方诗学发展的新方向,它改变了西方诗学的摹仿论传统,颠倒了传统的主客体的关系。论文从源头上探讨了西方诗学传统转变的动力,试图为现代及后现代诗学的研究提供更深层的理论依据。     

浅论电视剧艺术"美"

时代的变迁使得电视剧艺术成为了需要.受众趣味需要的抬头和观赏条件的独特性,决定了电视剧艺术的文本构成.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艺术以趣味和快感为重,看轻了"教训"和"使命",淡化了意义的深度,走了一条不同于精英艺术的道路.     

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

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是哲学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本文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的意义、范围等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探讨.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关于“理解”的理解

对“理解”问题的解读和探究,可以在哲学上彰显出许多富有启示性的理论进路。“理解”的可能性依据既不植根于知识论的预设中,也不植根于先验的逻辑规定中,它只能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历史-文化存在的开启中。只有回归于存在论的维度,才能领会“理解”之可能性。从逻辑预设上去揭示“理解”的基础,仍然不过是假设性的,它的真实的奠基,只能到人所从属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