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决策机制与审慎的义务——全球变暖怀疑论的事实、逻辑与启示

当前围绕气候变化及其治理的主流话语中,全球变暖及其可怕后果的危机前景与忧虑情绪,已经渗透到大众舆论与日常生活之中。危机舆论及其心理效应对气候治理的激进方案及其利益博弈有深刻影响。在主流话语的危机氛围中,认真倾听全球变暖怀疑论者的观点,对深入认识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方案,权衡全球变暖与人类社会面临的其他风险的紧迫性与真实性,反思应对风险的决策机制与审慎义务,寻求应对变暖风险的恰当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是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因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风险社会正逐渐超越经济语义成为公共话语。但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缺乏实践性,更多的讨论将围绕公共危机展开。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基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全球治理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根本之道。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多重矛盾下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及其转化性开发

科学的危机治理离不开对公共危机的正确认知。在多重风险的交织效应下,公共危机显露出常态化趋势的同时存在多重性矛盾:社会性与制度性诱因结合、不确定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突发性与渐进性共存。公共危机对国家治理具有两面效应:既有破坏性损害,又具建设性潜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中,公共危机具有组织变革、制度创新、体系重塑和凝聚共识等治理潜能。转化性开发公共危机的治理潜能,必须拥有历史高度的大局观,从提升危机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在科学认识危机成因前提下对危机防范疏漏问题进行制度性检视,在深刻总结危机规律基础上将危机压力转化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动力,在系统把握危机矛盾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效能。     

媒介技术带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风险——基于社会时间概念的反思

从社会时间概念对建制化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行反思,无论是法律规章的刚性界定,还是学界的义理辨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系以工业时间和管理者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思维的延伸,而数字技术给虚拟空间的个体带来了时间上的个人可欲与无限可能性,解构与重塑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追求的相关治理主体。作为反思的结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与学理辨析亟待跳出危机管理层次,将“前治理”作为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理论的补充性概念。     

大学生与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的发生是无章可循的,也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作为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大学生在公共危机到来时,一方面可以借此反思自身的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化“危”为“机”,为自己的发展找到新的空间。     

跨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逻辑与合作机制构建

跨区域公共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风险的同时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是建立并完善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机制。因此,应在打破府际关系的阻滞、建立各治理主体信任的基础上,从府际合作机制、政社合作机制以及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构建合作治理机制的框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多方共赢,从而达到有效治理跨区域公共危机的目的。     

风险社会中政府的全过程危机管理责任

人类已进入危机频现的全球风险社会,凸显了政府的公共安全保障责任。政府首先要承担起公共危机全过程管理的责任,这包括危机预防和应急准备责任、危机监测和预警责任、应急处置和救援责任以及事后恢复和重建责任等。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风险与技术双向驱动的互联网社会治理：核心议题与前沿趋势

大规模在线数据的增长及其可获取性为开展人类社会行为与互动的互联网治理研究提供了机会,同时催生了新的问题与方法。当前,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虚假信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欺凌与极端主义等。在问题与技术的双向驱动下,社会风险治理结合数据技术与计算方法,广泛运用数据收集与存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群体智能等方法,一方面拓宽了社会风险治理的工具视野,另一方面也为风险感知和预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文选取面向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三大议题,通过对新近研究的梳理,揭示未来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应用趋势和挑战,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提供前沿参考。     

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后果

<正>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着人类文化创造的目的选择、社会发展方向和命运。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本身的危机,是人类在功利主义价值观指导下造成的。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彻底摈弃那种寅食卯粮、竭泽而鱼、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传统做法。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建立新的价值观,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     

技术时代的价值危机与责任诉求

人类在技术时代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危机实质是一种价值观的危机和价值的社会缺失。在当代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对科学技术所展开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反思中,人类对责任价值的诉求,对科学实践的责任呼唤,将成为消解生存危机和规避社会风险的有力步骤。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是典型的非常态非程序化决策,是检验现代政府决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尺.基于对公共危机治理决策之特性及其对政府决策能力之挑战性的研究,审视共和国建立以来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嬗变与重构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剖析其变迁之得失因由及影响,反思其经验教训,进而探讨改善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政府决策能力,提升公共危机治理决策效度之路径与对策.     

关于绿色新政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建构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背景下,以绿色新政为标志的治理改革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社会对绿色发展需求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对如何绿色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当然,实现绿色新政需要合适现代公共管理范式与之相匹配才能实现良性的治理效应。因此,有必要在简要介绍绿色新政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上,系统分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绿色新政的模式构想,并以此提出合理的完善路径。     

风险社会视阈下公共危机的应因之策论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当今的社会已经被异化为“风险社会”，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及共振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文章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理性考量，在对我国当前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制度现状检视的基础上，进行了缺陷性分析并共时地提出了相契合的应因之策，以期为当前我国社会系统工程实践中公共危机的治理与善治开拓出一条新的路径。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