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

文化自觉不仅在于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更在于依据现代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国文化所追求是文化的多元共存,简洁地讲就是"和"。近些年,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召唤"第二次启蒙",他们所倡导的尊重他者、尊重差别的思想,有助于通过会通世界各国文明的成果来解决人类所共同遇到的问题。中西方普遍的文化自觉,有望使人类社会出现一个全球多极均衡、多元文化共存的新的文明。     

张承志:异类精神的文化再造价值

张承志以自己的回族文化认同寻找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他试图以一种异质的文化资源补充、整合、再造汉语文明,其创作所展现的宗教世界观对汉语文化再造提供了某种独特的价值参照。     

自我欲望的满足——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白日梦情结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经历为原型,塑造了一个逃避社会和追求艺术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的形象。然而由于毛姆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不可靠的传记式虚构,读者始终无法清楚了解作品中主人公出走的真正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促使主人公出走和进行艺术追求的是其白日梦情结,成因是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即对艺术的追寻和对女性的渴望。     

从法律视角看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西文化交流策略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A Judge Dee Mystery)是东西方文学互补与交融的奇葩。作者以西方之身,写中国古代的事,中西法律文化意识融贯始终,是文学与法学结合的典型作品,也是中西文化混融的范例。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现实困境下,这部作品在传播中却得到中西读者双方广泛认同,取得双向交流的显著效果。法律文化是探案小说必然涉及的问题,折射着双方文明最为迥异的部分,高罗佩却做到了在作品中化解矛盾融和共性,使中西读者在对狄公的共同价值认同上,最大程度增加了彼此对异质文化的认同之感。     

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的演变态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我-他关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规律性运动：从自我中心化到尊重他者差异性，从他者中心化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补充，从他者的他者化到自我与他者的存异求同。与毛姆等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詹姆斯·赖斯顿等反对以自我意识去压抑、同化他者，主张以“宽容的理解”的态度尊重他者文化的差异性；与狄更生等他者中心化者将他者视为高于自我的存在不同，罗素、文慕贝、彼得·海斯勒等西方作家主张将自我与他者看成互为补充的关系；与萨克斯·罗默、弗兰克·诺里斯等将他者的差异无穷地放大和强化的西方作家不一样，于连、瑞恰慈、赛珍珠等西方作家主张抱持求同存异的态度，理性地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德里达论他者的命运——从哲学与非哲学的关系看

“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于是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在西方文化内部,哲学始终摆脱不了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文化必须正视非西方的非哲学文化。德里达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的地位,但他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倾向。     

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形成完整的全球文化观念.王韬全球文化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他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呈现出全新的文化视野,主要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与爱国思想;中国人希望认识世界畅游全球的迫切愿望和异域见闻录;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     

辜鸿铭中国文化重建的思想理路

辜鸿铬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文化的近代危机是以儒学的危机为内因,以西学西教的传入为外因而展开的.辜鸿铭以其道德文明现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以与当时的西化思湖相抗衡,突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辜鸿铭不是顽固守旧人物,他重建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以中国文明为主体,整合西方文明,中西融合,探索人类文明的出路.     

利玛窦：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之一） 交友——西方、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被明末文人和士大夫们尊称为＂泰西儒士＂。他自小深受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在耶稣会学校里受过正规教育,具有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功底。他在华生活二十八载,身着汉服、精通汉语,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堪称人类历史上学贯中西之第一人。他带来了三棱镜、圣母像、自鸣钟、大西洋琴、日晷、地球仪、天文仪等在当时的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他绘制的《世界地图》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等多部西方科学著作,将西方经典几何学、代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他还撰写了《交友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道德伦理著作,将西方古典哲学与文学引入中国。他的才智与胸襟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文人,名儒雅士们争相与之结交,纷纷为他的中文作品撰序作跋。他与当时的名儒惺惺相惜,他们的友谊也成为近代史上中西文明美丽邂逅的见证。在利公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在＂文明冲突论＂大行其道的今天,特刊登三篇文章来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赞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并期望从中悟出些许道理。     

论“文化寻根”与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文化寻根＂作为一种现代现象,作为对＂全球化＂和普遍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抗,包含了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在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寻根派＂的＂本土＂认同与＂世界＂镜像之间、在个体的记忆置换和真实的生命经验之间,＂文化寻根＂不仅构成了在＂全球化＂视野中寻求身份建构的中国经验,而且它所呈现的问题也具有丰富的文化政治意义。     

跨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论维度和阅读范式——读《跨文化视野中希尔作品的研究》

在西方,中国题材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和＂东方主义＂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的不平等和对峙状态凸显,东方要在正确客观认识自身的前提下,识别抵制西方东方主义的文化侵袭与后殖民态势,积极为建设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而努力。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恰好是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制胜法宝,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就有了深远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视野中希尔作品的研究》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维度和阅读范式。     

“文明冲突论”的现代二元论思维——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政治秩序与批判

文明冲突论是文化范式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它根源于笛卡尔主客体二元分裂的世界观,在社会人类学上其主要表现为对人类文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划分。不论是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还是非西方的"他者的视野",都没有挣脱现代文化范式的羁绊,因而也就未能超越文明冲突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眼光对现代文化范式给予批判。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未来世界的文化范式应该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世界历史"。     

晚清驻德使节日记中反映的文化碰撞

晚清时期的外交官是中国第一批出使西方的官员,他们的儒家教育背景和对西方的有限知识使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具有局限性,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使节们在赞叹西方发达的工业、军事、技术的同时,对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弊病提出质疑,涉及对环境的威胁、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机械文明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等,颇具前瞻性.本文通过对晚清驻德使节日记的梳理和分析,揭示在当时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中驻德使节的对外文化取向,并探讨晚清政府是否有具体的对外文化政策和有计划的文化作为.     

迂回于“哲学”与“智慧”之间——于连汉学研究策略及其启示

于连的研究方法是迂回,即通过与西方文化完全异质的中国这个他者来反思西方自身,其中,西方和中国处于平等地位而互为他者,二者的差别在于一为哲学,一为智慧。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思想不重思辨、不切矛盾、不问真理、不求本质,只是在看似平常的无尽的言说中敞开意义而不追求有体系的理论建构。其哲学与智慧的区分及其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的构建问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郭嵩焘“异域书写”的价值逸出及认同转换

郭嵩焘是近代第一个驻西公使,他的《使西纪程》等＂异域书写＂激起当时士大夫的公愤,颇滋物议。实际上,语言的出格和态度上的偏向并非是郭嵩焘被合力推倒的真正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嵩焘新的＂本末＂及＂道器＂观逸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对西方强势与优越文明的描述中初步呈现出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心理闸门。而郭嵩焘之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除了客观条件外,他＂尚真尊诚＂的个性、湖湘文化务实和进取精神对他的熏陶都是重要因素。     

跨文化理解与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的误读

在跨文化理解过程中文化误读难以避免。西方人对中国交际文化常产生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西方人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交际文化,并用西方文化的标准对中国交际文化进行重构。这种误读可以看成一种异解,成为重新认识中西交际文化的新起点。     

试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在札记《在中国屏风上》中,毛姆对中国文化有许多误读,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大多由于文化的隔膜所致.毛姆是以冷静、客观、求实的态度观察中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力图实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毛姆的这种态度与胸怀,也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