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不断地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但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再认识

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抗战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及共产党的方针、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和党的建设情况,使共产国际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形,作出支持中共政治路线的决议。任弼时正面阐述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没有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播了中共的主张。任弼时的报告,与六中全会纠正王明错误没有直接关系。     

真实呈现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一段关系

张秋实近作《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很有价值。该书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基础,记述和研究了瞿秋白从1921年与共产国际"结缘"到1931年被共产国际"赶出"中共领导机构及之后的遭遇,可以由此具体深入地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党极为密切的关系,加深对共产国际的认识。     

试析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又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资助下革命的.莫斯科的援助既出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需要,更出于新生苏维埃政权安全巩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这种援助既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更是中国共产党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从中共一大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中共二大的“正式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和莫斯科关系的基调.     

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

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指导方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长时期以来缺乏具体研究。本文主要根据近年传入我国的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档案,复原了史实,厘清了关系。本文认为,第一次起义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共产党只从旁参加暗中指导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参与下形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帮助中共在发动第二次起义中,初步形成了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并通过贯彻共产国际新决议的精神,中共正确地制定出了通过独立自主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指导方针,取得了上海第三次起义的胜利。纵观整个过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有正有负,正负交织。其正确的根源和正确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状况,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活泼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状况。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论析——以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六大的决议就是这一进程的文本体现。布化是一把双刃剑。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运用布化力图掌控中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后运用布化这一路径、方式去努力完成革命的使命。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革命路径、方式却对中共以及共产国际都伤害至深。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及其原因探析

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在中共历次修改并通过的党章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由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因而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最大;共产国际政策的全面"左"倾;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错误分析;八七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中共六大党章的浓厚国际色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乃至重大损失。     

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

本文根据俄罗斯新公布的联共 (布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对向忠发于 192 8年 2月在莫斯科分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写的两封信进行述评。该信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对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向忠发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原因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 ,弄清向忠发通过两封信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分裂问题”是不真实的和诬告陷害中共主要领导人是他别有用心的。进而 ,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是中共党史上很不光彩的总书记。     

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是,共产国际借各国党对它的隶属关系,通过派遣代表的做法,直接插手中共的中央全会,控制中共领导方针和领导集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鲍罗廷与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中共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有所前进.苏联顾问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五大,却是少数几位对中共五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实际上搁置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超前任务,而是面对现实,主张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先把冯玉祥接出来,减轻奉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在革命中心区建立乡村自治,再行开展土地革命.这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合作的战略之下,是务实的选择.     

林庚的格律诗论述评

新诗自诞生以米,除二十年代中期起有一段时期新格律诗是主流外,其余时期,自由诗都是新诗创作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不满于这种情况而有志于打破自由诗长期当主流局面的,建国后首推提倡新诗应有“典型的诗行”的诗人兼文学史教授林庚,其次是提倡“现代格律诗”的何其芳和立志创造“新格律诗”的卞之琳。从开国初期到一九五九年,林庚写过八、九篇关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激化,殖民地附属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通过政治上的指导和物质上的援助,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直到形成大革命的高潮,都与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究竟有多大影     

王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日趋加紧,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提了出来,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由全面的对抗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到合作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这曲折变化的过程中,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对国共合作的酝酿起了特殊的作用.     

程序弊端导致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对于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大多学者认为“东方战略”是主要原因。其实，共产国际在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共同导致了其错误的形成。决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中国的情况把握不准，没有能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决策者不能够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将决策环节的争论延续到执行环节，增加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难度，甚至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大革命的失败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①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曾给予了很多积极正确的指导和援助,促进了大革命的发展。但是,共产国际在未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就充当了中国大革命的最高指挥者,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妥协退让,从而使大革命遭受到严重损失和重大失败。一、共产国际是大革命的最高指挥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促进和加速共…     

试论抗战后期“延莫之争”的政治文化诱因

抗战后期,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共关于“以何种方式援助苏联”发生了意见争执,对此,学术界主要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分析它的起因,而对隐含于这个主因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诱因却未做探讨。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从根源上影响到国家和民族处理问题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民族文化差异为突破口,尝试对“延莫只争”起因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