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历史喧哗中的无声呐喊——论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

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都在广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复调”的叙事策略,将创作凝聚点不约而同地放在个人身上,以个体视角去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凸现出作者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与深度追问,并挖掘出个体生命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中、在权力规约与人性困顿中的精神深度,于人性的褶皱处去发现其深邃丰满的内质或强悍而庄严的生命品性。     

遗产阐释与记忆重塑——以中国蚩尤叙事的意义转换为例

蚩尤在中国远古神话里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山海经》开始,其叙事模式几经变化。《史记》塑造的“乱神”与“战神”双重形象,延续千年。清末至民国,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进入,蚩尤成为统合以“苗”为主体的边胞人群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蚩尤不仅是苗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且与黄帝、炎帝构成中华“三祖”,成为新时期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标示。但在各种力量驱动下,它也同时成为可资利用的文化品牌,引起争夺。在此过程中,作为“遗产”的蚩尤经历了多重阐释,也数次重塑了集体记忆。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运动式治理中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与实现逻辑——以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公共治理中普遍且特殊的治理形态。中国强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资源总量稀缺存在较大矛盾,运动式治理中如何实现资源的调配成为关键问题。武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的案例与扎根理论相结合,聚焦出运动式治理中的资源调配要素组合及实现逻辑。运动式治理资源调配的要素组合为四个方面：资源调配的思想动员、资源调配的激励构建、资源调配的载体形式和资源调配的组织协同;其实现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权限划分、资源分配及物资消耗,涵盖政府资源的整合及社会资源的吸纳,以及具有相应的权力架构与制度保障。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现代权变与制度隐忧——以苏北鱼村“一子两挑”的家庭为例

“一子两挑”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日常实践中为应对现实需求而形塑出的权变模式,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核心小家庭呈现出双系继嗣的制度幻象。然而户籍的分离和财产继承的身份边界将小夫妻割裂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将孙代的姓氏与财产继承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小家庭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夫妻小家庭因利益、感情、现实等因素避重就轻地游走在两家之间,父代被置于劣势地位,家庭养老逐渐向“管好最后丧礼”的形式化孝道蜕变。由此来看,“一子两挑”的婚居实践确实改写了男性单系继嗣的家庭制度,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隐忧,是否会转向双系继嗣制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蔡和森与中共创建的几个问题

蔡和森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前夕就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全称,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最早提出比较全面系统的建党思想,而且首先在法国将建党主张付诸实践,回国后实际参与创党活动,对中共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创建新民学会不是其建党思想的萌芽,直到蒙达尼会议他才提出改造学会为共产党的组织,因为会上出现改造手段和方法的争论和分歧,他放弃改造学会的计划,而试图改造工学世界社;他提出建立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青年团而不是共产党的组织。蔡和森建党通信对于陈独秀、毛泽东及湖南党团组织都产生了影响,但对其影响程度应当作历史的分析。     

浅析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对湖南建党建团的影响

蔡和森是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先驱者之一。他对湖南建党建团的重要影响表现在催生创始人、准备骨干和提供基本原则三个方面     

蔡和森、高君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贡献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就有蔡和森、高君宇。他们5人与张太雷等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的始点。《向导》周报创刊标志着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开始。蔡和森、高君宇分任《向导》周报主编、编辑,并以《向导》为阵地,推动国民党改组。从国民党"一大"到高君宇去世、蔡和森赴苏,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独立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改造。     

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不仅率先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和策略,以及建党的组织原则、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不仅对建党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致力于建党的行动与实践,为旅欧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形成,源自于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与人民解放的时代要求。他能够在完全没有共产国际等外力因素作用下,相对独立地形成完整的建党思想并致力于卓有成效的建党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非来自“俄人移植”、“共产国际扶植”,而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传统的思想源流

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传统的形成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四种思想源流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产物。在湖湘经世文化传统的熏陶下，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及葛健豪、蔡庆熙等成员紧随时代潮流，逐渐接受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断受到社会主义思潮滋养，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在赴法勤工俭学过程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就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和认识做一比较研究,从中分析这种认识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对中国革命发展轨迹的深刻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

国共两党最初的政治纲领是两党政治纲领演变的基础 ,对此后 3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党最初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曾一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使其纲领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失去了进步性 ,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从而导致国民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共产党最初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脱离中国实际 ,但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使它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 ,逐步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纲领 ,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通过对国共两党最初政治纲领的比较 ,总结国共两党最初政纲的异同点 ,探讨两党纲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     

论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

论述了蔡和森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作的独特的伟大贡献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法国开展建党活动,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深入研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未雨绸缪：从历史角度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契机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两次合作,留给世人以诸多启示。国共两党应进行再次合作,为反对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