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诠释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实践关系,环境生态状况反映着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状况和科技发展与应用状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在实践关系中不具有最终的目的价值,解决环境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合规律性重建问题,而且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目的性重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通过文化制度创新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公平与公正,才是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环境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     

生态城市建设的环境伦理支撑

: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为原则所建立的现代城市造成了众多的城市环境问题,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二元对立的状态,促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边缘.在对现代城市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生态城市是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与环境伦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它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引导生态城市建设,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环境伦理价值观、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和环境伦理信念等环境伦理价值理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其次,生态伦理文化、生态道德教育、低碳经济模式和生态伦理法制等环境伦理实践行为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现阶段我国环境道德建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道德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针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道德建设的相应对策,即开展多渠道环境道德教育;充分发挥环境法律法规的制约作用;落实环境道德责任;推动环境道德建设的社会实践;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等方面重点抓起。     

环境伦理视野下的农民生态道德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反思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人与自然之矛盾的价值取向.农民的生态道德理念与农民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课题组对陕西合阳县城后村、黑镇村、浪后村的村民进行农民生态道德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农民生态道德认知水平有待提高,生态道德情感不稳定,生态道德行为与认知不一致.农民生态道德培育成为乡村环境保护的伦理诉求.     

论环境道德建设

环境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它是人类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后用环境代价换来的。当代环境道德的核心，是建立真正平等的、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共存共荣。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环境道德建设应从环境道德教育、建立绿色消费观念、增强科学精神、合理利用科技力量、加强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入手。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的主题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二者之间彼此制约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存在论、实践论和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的社会历史形式等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基本思路。深入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对解决当代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环境正义: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

目前的环境正义属于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会正义,自然环境被排斥在正义关怀之外.为了使自然环境成为正义安排的对象,须建构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环境正义.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既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又从某种意义上内在契合着正义的相互性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拥有平等地位的正义,从而确认人对自然的尊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权利义务公正交换的正义,以担保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合理性.     

环境伦理学:伦理学史上的“绿色思维”

环境伦理学把道德对象从人或人类扩展到自然物至少是有感觉的动物;把价值坐标从人际之间的功利关系转移到生态圈内部的功利关系;把伦理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态思维"或"绿色思维"中,人们把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的产生看做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超越,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与生态文明观

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和环境法治观,促进环境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完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与中国特色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生态文明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新意,它是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文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生态文明观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通过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并制定出先进的环保法律制度。     

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环境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慎重审思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精辟概括.国家公园是一种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和自然场域,在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公园建设应遵循的环境伦理典范,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技术和生态文明行为的现代化,是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公园内涵的深刻展现.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内涵的实践转向,也是其实践归属,在此基础上谋求生态建设的长效维稳是应有之义.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建立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那种对立的关系,而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寻求精神上的愉快。环境伦理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抗争,对立是它的关键词,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是它的职责;环境美学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谐是它的关键词,如何将这种和谐转化成精神享受是它的使命。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再论环境能力

环境即是整体生成性的自然。用“环境”概念表述人存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然时,人为地赋予了它以静止、孤立、无生命特征,由此才形成“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社会理念及行动方式。要改变这种人类中心论的环境观,就是发现环境能力,即作为整体性自然之环境本身具有自生和生它力量,前者即环境自生境能力,后者乃环境生产力。环境作为一种整体生产力,向地球生命世界释放其生产功能,就形成生物多样性繁荣;向人类社会释放其生产功能,就推动人种、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且,环境化育地球生命的力量是直接的,环境创化人类社会的力量是柔性的、间接的;仅此而论,环境能力就是环境软实力。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主要围绕环境绩效审计的动因和内容,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完善环境绩效审计的相关建议。     

环境损害责任与全球环境法的兴起

全球环境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环境法律移植和创新的深入发展而得以产生和演进的,其中,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堪为缩影和写照。在国内法层面,为了克服污染受害者起诉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性障碍,一些国家采取了放宽因果关系证明要求和转移举证责任等多种因应措施。然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针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环境侵权行为的诉讼,美国法院往往以不方便美国法院原则、适用《外国人侵权法》在美国起诉须以被告违反国际法为条件、非居民外国人不具备审慎起诉资格等为由而拒不受理,致使环境受害者在美国的诉讼阻力重重。作为应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对策是,规定一旦案件在国外起诉,国内法院便自动丧失管辖权;在原告所在国起诉的,允许以被告所在国的法律来计算污染损害赔偿额,等等。因而,一国对外国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的接受和承认外国判决之互惠条件准则的出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跨国环境私人诉讼将不断推动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的全球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也将成为全球环境法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