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理路与秩序：民间信仰研究的二维视角——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角度看民间信仰研究

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角度进行论述说明。还可以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即从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着手进行研究,以期实现学术与生活的对话与交流。     

理路与秩序:民间信仰研究的二维视角——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角度看民间信仰研究

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角度进行论述说明。还可以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和谐,即从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两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着手进行研究,以期实现学术与生活的对话与交流。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模式与前提

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学术创新活动.透过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总体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的三个话语系谱和三种叙述模式,以及书写者的哲学观嬗变历程.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从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哲学史家确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应当是一个哲学史家.一个哲学家在考察哲学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形成超越一般人对于哲学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且可以使考察哲学史的过程成为自己思想哲学的过程.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方面真能有所建树者,大都是兼具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双重身份的学者.贺麟即是这样的学者.贺麟一生的学术活动,虽主要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同样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这样的成就与贡献,即得益于贺麟在中西哲学与哲学吏两个领域都具备深厚的学术理论素养.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过度诠释——诠释学悖论的产物

“过度诠释”既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本文从诠释学自身的悖论出发,追根溯源,发掘其深层含义,分析引出“过度诠释”是诠释学悖论的产物,试图更加合理地阐释和把握“过度诠释”.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理解”与“诠释”——论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四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理解"与"诠释"的关系,揭示了西方诠释学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