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两种典型商品市场发育研究

18 4 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外国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 ,对中国展开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侵略活动 ,形成了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新格局。随着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相继开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向内地渗透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下 ,华北传统的市场逐步由自给自足的内贸型经济开始向近代外向型经济转变 ,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本文旨在通过对华北近代的典型商品市场棉花棉布、市场和小麦市场的研究 (由于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 ,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转入战时经济 ,所以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是 19世纪 70年代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 ) ,探讨其中反映出来的近代华北市场发育的特点     

上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

上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城市经济的行业结构，市民群体的阶层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不同于开埠前的变动。上海小刀会起义就是在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初期，由秘密结社领导的城市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以上海上客籍各地域帮派为基本成员，其中以粤闽籍商民尤其是游民阶层为主体。起义中，各阶层有不同表现。作为城市反清起义，有着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诸多特点，并对上海城市近代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北京、上海城乡关系比较研究

外力楔入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差异决定了近代北京、上海城乡关系的分异.从城乡人口流动的角度看,上海以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较北京具备了更强的农村人口吸纳能力,但全国农村的普遍衰败却又使两城市的人口膨胀远远超越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从城乡经济的角度看,在上海与农村通过功能分工而实现经济良性互动并建立较为紧密联系之时,北京与周围农村之间却因为缺乏必要的经济关联而处于松散的联系状态.但是,在同属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近代上海依靠内地广大农村的衰败促进了城市的畸形繁荣,而北京却陷入城市与农村双重停滞、衰败的境地.     

近代上海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的变迁(1840—1949)

鸦片战争后 ,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也发生了随波逐流的变迁。     

嬗变与转移: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雏形(1842-1895)

1842年通商口岸上海开埠,这不仅仅成为改变上海城市自身命运的起点,也是近代以来以上海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重构的新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中心发生了位移,即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中心,而且该区域原有的城镇经济结构也在这一巨变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新的"商业化"浪潮成为这一改变的推动力所在.     

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发展探讨

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已基本形成且正在扩展之中。其规模可与国外的五大城市带相比，但在城市化水平、交通通信网络结构和城市职能结构等方一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市带的空间格局也在变化之中。未来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将以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为中心城市，以南京、杭州、宁波为二级中心城市，以长江三角洲特大组合港和上海国际航空港为对外联系枢纽，以“Ｚ”字型复合发展轴为主体轴线，形成规模巨大、经济发达的世界特大城市带。     

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近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城市在其产生与发展中，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开埠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开埠前，即使是较发达的汉口、天津、上海等城市，也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但开埠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中的新动力，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由于兴办近代企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保障和经济依托，从而加快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     

近代经济中心转移与传统商业城市衰落略论

近代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其所引起的城市衰落现象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当代城市格局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以经济中心城市苏州、广州和澳门在近代的衰落为例,分析了地理区位条件、腹地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城市经济发展变因在近代区域经济竞争中的消长变化,探讨了近代经济中心转移与传统商业城市衰落隐含的深层原因和特征.     

略论近代青岛城市发展对内地的影响

19世纪末叶青岛城市兴起并获得迅速发展.随着与内地联系的不断加强,青岛城市发展对近代山东的城乡关系、城镇格局及内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洋务运动与上海城市社会心理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中国早期对外开放、进行改革的革新运动，它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下发生和发展的。中国当时新兴的近代都市上海，以其包容的姿态迎接了这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从而在洋务新政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城市景观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地区，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历史的进程中，城市是近代化的先驱，而城市社会心理则是城市的最有生气与活力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在清末上海城市发展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改革计划体制 加速横向经济联系的发展——上海南方铁合金公司调查报告

目前是新旧经济体制互相对峙、互相磨擦的时期,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根据预先的计算,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配物资,而通过价值规律合理配置资源所必需的全国统一市场又还没有形成。经济体制上的这种状况,影响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实现,对内地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横向经济联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加强横向经济联系,以广阔的内地为基础,提供充沛的能源,优质的原料和必要的生产条件,结合上海的先进技术,信息灵敏等优越性,可以促进上海和兄弟省、市等地区的经济更快地发展,加强“两个扇面”的辐射能力,使上海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上海市冶金局所属上海南方铁合金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显示了实行横向经济联系的必然性,对完成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专题弁言：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新进展

选取《中国旧海关史料》中１９０６—１９３１年进出口贸易（尤其是机器工业进出口数据）作为基础，以机器工业与机器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为切入点，分析了以上海为代表的主要港口城市机器进出口贸易额与工业发展规模的地域分异，揭示了近代中国工业分布格局。通过对机器工业进口额的时序变化和竞争力进行分析，反映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区域时空演变过程及其趋势。在此基础上，考察通商口岸影响下的近代中国主要经济板块、港口—腹地关系、点轴交通网络格局，结合历史史实，观察近代工业区位选择的条件与口岸城市的位序优势，揭示近代中国工业以沿海沿江为主轴分布的经济地理网络，从而为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近代青岛城市发展与腹地农村社会经济

青岛开埠促使山东近代市场网络最终形成,并由此带来了山东近代经济地理的重大变化,并对山东农村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棉花、花生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的推广和林业的发展使得山东农村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而随着青岛城市发展导致的对山东农村的拉力作用又造成"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     

近代上海城市“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精英(1900—1937年)

从1900年到1937年,上海的文化精英联合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建构起一个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近代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但因为资产阶级缺乏社会的文化权威,因此在近代城市社会之中依然离不开城市的文化精英。近代上海的文化精英与资产阶级的战略同盟,不仅坚守着城市的地方自主性,而且以市民社会为后盾,积极地过问国家公共事务,试图影响和改变中央政府的国策。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1月7日—10日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是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课题“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课题组1988年上海座谈会建议而举行的,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和《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主办。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京、天津、     

近代东北地区城乡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动因探析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发展较快,乡村发展缓慢,且二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之而来,原有的城乡关系也急速发生变化。"以城市为中心、以乡村为从属"的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初步形成,城乡间的交流逐渐加快,乡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中,大中型中心市场在城市形成并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城乡交流的中心。而促使近代东北地区城乡关系发生变化的动因更值得我们深入探析,以期对近代东北社会史研究有所裨益。     

近代康区的内地商货流通与消费格局

以清末新政为分水岭,近代康区的商业面貌发生较大转变。各族商人分工协作构筑的层级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寺院垄断藏人社会商业的局面。内地商货流向康区各地城乡社会的渠道趋于多元化,拓宽和扩大了地方市场和消费群体数量,交易与消费均呈现出城镇与乡间的二元分化格局。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族群性、文化差异性和社会阶层化特点,而且交易与消费背后潜藏着不对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受近代康区社会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寺院对藏人社会商业操控及特殊零售方式影响,大量普通藏人根本无力消费内地茶货。这一事实同内地人士对藏人消费茶叶的主观想象形成巨大反差。     

浅谈乡镇建设与上海郊区经济结构的转化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经济重心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从原来的工业生产中心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上海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要求有一个多功能的郊区。郊区的经济结构,必须以三、二、一排序,才能适应上海市经济重心的转轨。如何使上海郊区经济结构实现合理转化,直接关系到大上海城乡的现代化进程。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中心城市对周边经济圈经济辐射力比较分析——基于北京和上海经济圈的案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区域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北方渤海湾经济圈中心的北京和长三角经济圈中心的上海亦迅速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并在各自所属经济圈内发挥了差异化的领导作用和辐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的原因包括：禀赋与环境差距；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差距。因此，要“因城而宜”，对中心城市功能优势进行科学界定；协调经济圈内城市利益，实现产业合理布局。     

口岸城市与周边地区近代交通邮电业的架构——以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崛起后,对周边地区近代交通邮电业的引领是直接的,而以其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交通邮电等多渠道的沟通,推进了这一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加强了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并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也有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