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

五服制是《禹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可以看出《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等特征。     

学说之别而非文体之分——《汉书·艺文志》小说观探原

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而并不能表示小说文体的出现.<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后世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

明代嘉靖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散体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并由此归纳出其体简而用繁的特点。当文人持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散体尺牍时,便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以应世和垂世两个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二元式文章观,并进而把一向被视作小道的散体尺牍与诗古文相提并论。作为书札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于四六启趋于形式化、模式化的仪式性功能,散体尺牍则体现为性情化、多样化的娱情性功能。     

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通考

中国历史纪年可由《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所见的鲁国纪年上溯到西周初年。推求西周王年,现存鲁国纪年仍是最基本、最可靠的参照系统。以鲁国纪年与西周王年贯通考证,可为西周史及鲁国史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而可信的年代框架。     

古代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兼论《中州启札》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演变

尺牍最初以公文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流存在具有记言档案性质的《尚书》中,后出现在具有属辞比事性质的《左传》《史记· 列传》等私家撰述中,且私书有所增加.汉魏以来文体变革,类目体系不断完善,加之尺牍应用化与寒庶文人的社会需要,尺牍文献入集条件已然成熟.唐宋以来,尺牍文献在走向专集化、著述化的同时,亦借助日用类书的发展实现了日用化、大众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的面貌.从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来考察《中州启札》在著录书目中从子部类书、杂文再到集部总集类的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折射出元及明前期儒学边缘化、儒士下沉的现实,亦反映出明中叶以来儒学复兴的历程,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之特征.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生命的飞扬与蕴藉——论小说《北方的河》的两种美学情致

<北方的河>以优美的笔触抒写了"他"于自然中的感悟与对凡俗亲情的体悟,在生命的张扬与蕴藉的呈现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美学情致,共同书写出一代人在追求理想与不息奋斗时的心灵路程.     

论钟嵘《诗品》与殷璠《河岳英灵集》选编理论的构建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编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钟嵘《诗品》,具体可从五个方面管窥：《诗品》“网罗今古”与《河岳英灵集》“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编纪”观、《诗品》“文质”论与《河岳英灵集》“文质半取”的芟剪标准、《诗品》“掎摭病利”与《河岳英灵集》选本中植入品藻的编集体例、《诗品》“宗流”观与《河岳英灵集》源流比较法、《诗品》“警策”论与《河岳英灵集》的摘句品次。研究《河岳英灵集》选本理论与《诗品》的关系,可以探究《诗品》的传播与接受,也可以追溯殷璠选本主张的文化渊源,更好地认知《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特点。     

从《河岳英灵集》看盛唐诗歌

唐人选唐诗的《河岳英灵集》,从其序、论、评,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具有“兴象”（象中有兴,兴象结合）,“风骨”（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和充实的现实内容）,声律（自然妥贴,又不团律废诗）和语言（警策,省净等）几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某些不足。批评态度公允、合理、令人信服。可以了解当时人对当时诗歌的看法。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

西汉景帝中元四年发布"禁马出关"令。此禁令禁止体高1.36米以上,13岁以下的马匹出关;汉代马匹身高测量方法与现代相同,即耆甲到地面的垂直距离;由史书记载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可知,该禁令针对对象是境内关东诸侯国,而不是境外敌对少数民族;该禁令出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高祖初年,文帝时期有所松动,景帝"七国之乱"后再度严厉执行,昭帝由于形势的缓和而废止;该禁令作用效果有限。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明代江南水利治理述论

综观有明一代 ,围绕太湖流域的水利凋敝 ,从治理下游排淤、综合整治塘浦圩田、修筑海塘等几方面入手 ,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水利过程。在治理过程中 ,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力组织 ,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工程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是 ,由于具体工程承担者的主观意图 ,导致某些工程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 ,未能彻底改变宋代以来的太湖流域水利积弊。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