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从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格局分析,中日关系整体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但对华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仍然在积极推进.结合安倍政府对华文化交流开展的现实,借助互联网的对华文化交流,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以日本传统文化、日本流行文化以及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并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相关平台等流行范式,呈现出非政治性趋向、多元化传播趋向以及经济导向趋向的特征.对华文化交流的网络范式构成日本对华文化交流的关键性组成部分,是分析日本对华外交与中日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在.随着中日关系的有效改善,未来日本对华文化交流在实施范式与内容层面都可以实现有效的扩充,更多日本文化产品将可能在华流通;此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将使这一范式更为充实与完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分析

从日本开始对华直接投资以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就不断加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入世后明朗的发展前景,对日本新一轮对华直接投资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通过分析20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以及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趋势后,提出了优化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对策,旨在吸引更多的日资,使其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政治家竹山祐太郎的对华复交活动及认识

竹山祐太郎是中日复交前主张两国友好的日本阁僚级保守政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贸易活动的深入发展,以及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竹山日本政治家的身份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对华立场的精神原则;比起同为亚洲人的种族连带和对华亲近感,主要还在于中国对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所具重要性的认识,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主义的对华观,从根本上制约了竹山对华交流活动的特质.     

日本拟停止对华经济援助的思考

日本对华ODA始于1979年大平正芳任首相的时期。2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中国大的援助国,日本对华ODA,特别是其中的日元贷款,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大幅度削减对华援助,同时,外援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家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为例

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田川诚一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田川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所有行为的主要精神基础则建立于中国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之上,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华观,从根本上规定了田川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     

论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调整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调整内容包含三个方面:削减对华日元贷款,改变日元贷款的提供方式,改变对华ODA的实施内容等。这些调整的原因或目的是: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对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诉求,迫于美国的压力等。这反映了日本外交资源的贫乏和外交手段的拙劣。     

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

按照国际法或国际惯例，沿岸国对于本国领海内的渔业资源享有独占权。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渔业权的保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中国的专属渔权受到了严重侵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尤其猖獗。民国时期，日本政府及私人组织对中国沿海渔业资源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对华侵渔活动，从中国东北沿海到闽粤沿海，没有一处地方见不到日本侵渔渔轮的身影。相对于其他列强对华侵渔来说，日本侵渔具有自身的特点。日本侵渔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迟缓了中国渔业发展步伐，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完整。同时，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领海制度的建设。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日关系论略

1868年,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成立了明治政府。开始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伊始,日本政府便开始了积极的对华外交,不过,这种对华外交却以没有了睦邻友好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蚕食中国的属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的对华侵略外交。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其实就是日本初步侵略中国的开始。     

日本政治家藤山爱一郎的对华认识及其实践

藤山爱一郎是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日本政治家,他在中日复交前后既坚持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又倾力于发展对华关系,这虽与他在长期对华活动中累积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一定认识和理解有关,但更为根源性的理由则在于其固持的中国对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安全保障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的对华认识.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暴行.本文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等三个方面概括论述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罪行.     

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大屠杀的战略目的及其破产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当局全力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殖民政策,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但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持久抗战面前,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从占领南京那一天就开始破产了。日本当局不得不陷入他们所极不情愿的对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历史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试析日本从币原到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条侵略、扩张的路线 ,尽管其外交手法不断发生变化 ,但最终目标却始终未变 ,即企图建立一个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日本帝国。本世纪 2 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所推行的“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即是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 2 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原因、特点 ,揭露其对华政策之实质。     

浅议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嬗变

日本对华ODA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战后中日友好的象征。对华ODA本是有益于中日双方的"双赢"举措,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却发生了重大调整,泛政治化倾向加剧。回顾日本对华ODA出台的背景、梳理其嬗变历程、分析其近期走势及发展前景,不难发现近些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波动的深层次缘由。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特征及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20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及新世纪的产业转移趋势,研究从政策上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加以正确的引导,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浅议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嬗变

日本对华ODA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战后中日友好的象征.对华ODA本是有益于中日双方的"双赢"举措,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却发生了重大调整,泛政治化倾向加剧.回顾日本对华ODA政策出台的背景,梳理其嬗变历程,分析近期走势及其发展前景,不难理解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波动的深层次缘由.     

英日对待新国际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与中国裁军问题的态度

在对待新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和中国裁军问题上,英国对日本使用了又打又拉的方针:一方面要求日本不要单独对华借款,并主要针对日本控制中国的工具——皖系政权的统治支柱国防军,要求日本同意新银行团对华贷款的条件之一是裁减中国北南多余的军队,同时反对日本将东蒙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另一方面,英国对日本又有所让步,同意南满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日本对英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施展谋略单独对北京政府借款。并要求英美法同意逐渐裁减中国所有军阀的军队,而不是只针对国防军,最后的态度甚至变为竭力保持国防军,而裁减其他军阀的军队。坚持南满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对英美也所有让步,同意东蒙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      

日本对华掠夺的又一罪证——评《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教授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晓岚研究员合著的《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了。该书230余页,近20万字,是近期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少有力作。作者在书中对以往人们较少关注的日本通过发行公债方式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剖析,揭示了日本发行公债的实质是对华进行经济战,通过它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和破坏,从而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再次暴露了日本侵华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日本对华援助政策的反思

当前,日本要求削减、修正对华海外发展援助(ODA)的呼声越来越大。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岛朋之认为,为了地区的安全保障,日本有必要要继续采取以经济援助为支柱之一的对华参与政策。但与此同时,他又积极要求全面修改对华经济援助。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演变及其原因

日本经济界的对中交往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界的决策走向。改革开放近40年来,日本经济界在对两国国力再评价的过程中,其对华认识也在动态演变。该演变是商业利益至上、赎罪意识淡薄、中日经济实力逆位、国际环境改变、经济界新老交替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期,我们尤应关注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以期为两国政治关系转暖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