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视角的无锡水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无锡的水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助力无锡水文化建设,是无锡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智慧之举。     

唐代前期之儒学

儒学是传统国术,它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被统治者高度提倡和重视,成为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指导思想。魏晋以来经学南北分立,玄学清谈之风的兴盛等对经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因素,大唐帝国很快认识到统一学术文化的重要性。统治者重视儒学的研究工作,形成了开放、自由的学术研究空气,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儒学研究成果。     

无锡城市文化要多元化

无锡是一个具有国际化趋向的现代都市，无锡城市文化的主要内涵是讲尚德务实的工商文化。工商文化是无锡城100多年以来文化发展的主脉。尽管工商文化很有可称道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文化构成和韵调来说，它也造成了文化格局的单面性和片面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分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厚的民族根基和主要来源之一。探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及精神实质。     

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考量

海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夏文明灿烂辉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海洋文化因而具备深厚的历史底蕴.从海洋文化的自然地理、宗教神话、言语表征和历史事件等维度回溯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对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吴齐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对提高城市软实力的启示——以无锡淄博两城市为例

发源于传统文化的吴齐文化具有深厚的以伦理为特色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内容主要为：谦让精神、孝道精神、重教精神。这些人文精神对提高吴齐文化的发源地无锡、淄博的城市软实力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借鉴价值。     

文物里的无锡乡愁

正"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光中的"乡愁",道尽了多少海外游子的心声。如今,作为无锡杨氏的代表人物,身居台湾的杨世缄先生用来寄托乡愁的则是一批珍贵的文物。2020年9月8日,一场别开生面、跨越海峡两岸的文物捐赠仪式在无锡博物院如期举行。受杨通谊之子杨世缄先生的委托,在无锡市委统战部、市文广旅游局、杨氏家族代表及法务人员的共同见证下,这批静候多年的文物终于回家了。杨世缄先生也通过网络见证了祖传文物回归他那魂牵梦绕的家乡——无锡。无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德荣盛赞杨世缄先生:捐赠善举不仅甄显了杨氏家族文化深厚的历史传承,更彰显了"敢创人先、坚韧刚毅、祟德厚生、实业报国"的新锡商精神,表达了在台湾的广大无锡籍乡贤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心,对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促进无锡与台湾间文化交流事业的长足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廖平经学思想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廖平经学六变的学术道路及其变因的研究上.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另外,关于廖平和康有为经学思想师承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在这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使这一问题越来越明朗,但真正解决仍需时日.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主体的思想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新评价廖平的经学思想,我们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的认识才会更为客观和全面.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