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的统计测算方法探究

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尖端信息技术正日益成为推动数据量指数级增长的关键动力。数据作为当代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新兴要素,不仅在技术层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经济领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转换模式。文章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有效的数据要素统计测算方法,并将其作为产品建立其在市场中的流通机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数据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而对数据要素的统计测算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文章提出了一套创新的统计测算框架,旨在为理解和高效利用数据要素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研究的核心分为三个部分:数据要素化水平、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以及对数据要素中数据关系模式的探索。关于数据要素化水平,文章深入研究了数据如何从原始状态转换为可在市场上流通的有形资产,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化、资产化和资本化多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了筛选和冗余度检验。在对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了数据特征的异质性、数据对象的异质性、数据关系的异质性和数据的时效性等关键因素,并基于上述因素构建了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的量化模型。针对同频数据与混频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数据关系进行精准建模和量化测算,深入理解数据间的复杂关系,为数据要素的有效管理和价值最大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我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趋向及艺术品金融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因喜好和兴趣而收藏转向关注艺术品的经济收益;艺术品市场趋向金融化态势,各类艺术品投资基金和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品表现出了与传统形态迥异的金融特点.     

数据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交易已成现实,但是个人信息的不可交易性使大数据交易缺乏了合法性基础.对原始数据的匿名化处理,可以在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达到平衡.但是我国现行法和大数据交易平台指定的交易规则中关于匿名化只有简略的规定,远远不能满足当下大数据交易的市场要求.应当借鉴英国法的规定,建立匿名化数据再识别风险等级分类,根据再识别风险高低区分匿名化数据被披露的对象范围,同时对再识别风险较高的匿名化数据控制者课以额外的义务,最终通过个人信息侵权的事后救济来兜底匿名化数据的法律规制.     

数据要素属性及其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深化认识

数据要素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和资本(资产)属性。数据要素作为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推进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建设。数据要素作为商品,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数据要素作为资本(资产),需要建设数据资本化为所有者股份的制度安排,激发所有者的数据创新和供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数据要素使用者将数据要素应用于生产,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水平,降低个别价值,形成超额剩余价值,有利于激发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     

数据商品的生成逻辑与资本化过程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数据作为信息的数字化形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五种存在形态,作为要素形态存在的数据是数字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当数据要素作为商品,其生产过程的起点是数字技术及数字化生产资料,数字劳动的具体劳动过程以数据挖掘和算法算力迭代升级为核心,内嵌于开放协同、动态优化的生产网络组织之中。数据商品具有商品的二因素特征。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圈数字化变革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数据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决定,但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数据商品的资本主义应用即数据的资本化过程。从“劳资关系”来看,数据资本从时空两个维度强化了数字化剥削,开放式生产网络修复劳动力市场的横向分割,智能机器体系以弹性工时取代固定工时。从“资资关系”来看,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集中式生产网络与数据驱动市场的形成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必然会阻碍社会分工的有序演化和经济效率的有效提升。加强对数据资本的引导、规范与治理,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     

中国存在过度金融化吗

目前尚没有文献对过度金融化一词进行专门的定义。从金融发展理论和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视角,过度金融化是指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化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根据当前国内经济现象以及金融化指标的国际对比评估判断,中国存在总量的过度金融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则显示,除总量过剩外,中国的金融化还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大量金融资源集中于少数行业和领域,导致部分行业金融资源过剩,形成局部泡沫,另一部分行业缺乏金融服务,面临融资困难,且这种结构性的过度金融化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时间中,金融发展在银行业和货币化水平上的深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率做出显著的贡献。控制过度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短期应控制总量增长,防止放水漫灌,长期则重在调整金融结构。     

金融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金融政治经济学是现代金融理论最近兴起的前沿课题,它通过对依附在证券上的权利产生及运作机理的分析,从新的角度揭示了金融资产定价是如何确定的,金融市场是如何演进与发展,金融市场秩序是如何形成等方面的问题,并由此来研究投资者之间权力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权力规则生成环境、权力规则演进与变化对金融产品的设计、金融组织的确立、金融管理风险等方面的影响。本文对目前金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基本介绍,同时也为金融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闽港产业要素分析与潜在合作机会

利用横向产业的核心观点,从闽港在各个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分析了福建的投资环境和两地的生产要素资源分布及闽港经济合作的潜在条件,并比较分析了闽港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势,以及要素移动的可能方向。提出了闽港产业合作的展望,揭示了闽港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金融脆化及其对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文章以金融脆化和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金融脆化现象的特征和形成机制,分析近20年来全球典型金融危机特点及产生原因,并在系统分析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针对金融脆化现象的治理举措。     

金融化、金融异化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本质二重规定性的解读

金融本质具有二重规定性:最大限度地跨时空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规定性和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价值规定性。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化的深化将促进人类的现代化步入新境界。但金融化又具有金融异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吸纳民众的闲散资本、从实体经济"抽血"以及尽可能将各种资源证券化实现扩张,这使得金融逐渐脱离了其本质的原在规定性,走向了异化。而金融异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异化外化的表现。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数据交易平台的视角

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是当前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数据交易平台的有效性与可推广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高低。2015—2017年间,地方数据交易平台的大量涌现,为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本文从地方数据要素交易平台的视角出发,使用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DMSP/OLS与NPP/VIIRS的一致校正灯光强度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运用多期DID实证评估了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参与建立数据交易平台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企业主导型数据交易平台整体上不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业务模式上看,混合数据交易平台要优于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此外,地方数据交易平台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决策成本、改善就业环境以及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不是地方数据交易平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