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我意识与"祖先认同"建构——以土家族祖先认同中的"巴人"为例

"巴人"是今天土家人祖先认同中的始祖,但与土家及其先民的关系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变化阶段:东汉时期,"巴人"祖先是土家先民三个主要族群祖系盘瓠蛮、廪君蛮、板蛮的祖先传说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族融合并逐步遗弃了巴人祖先传说;唐宋以后,去蛮夷化潮流使"移民说"逐渐成为主流,逐步覆盖整个土家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家的重建和复兴,"巴人族源说"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以此证明,祖先认同往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标志;土家人的"巴人祖先"认同,表达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边界意识;祖先认同的历史变化,反映了民族自我意识取向的变化.     

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多个政权,由借用汉朝后裔之名立国到自称"中国",逐步对汉族的正统论提出挑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从以占据中原为准,到以文化上的代表自居,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一词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族类之别,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     

北朝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

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走向一体化,与此同时,佛教也在北方社会广泛传播。我们认为,作为该时期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佛教,对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一体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葬俗变化与中华文化认同

中亚粟特人曾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业民族之一,他们不惮艰险,致力于"丝绸之路"长途贩运贸易,辉煌一时。北朝隋唐时期沿"丝绸之路"入华的粟特人不断向东方开展贸易与移民扩张,并陆续进入中原内地,或从事贸易,或以技艺、军功入仕。因久居内地,渐染华风,不断华化。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国内粟特考古资料等,主要利用固原粟特史姓人墓地考古资料,梳理由丧葬习俗的变化所反映的入华粟特人的逐渐华化,及其葬俗变化背后所包含的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古代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述论

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的结果,为自在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构建起了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期,各民族在缔造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由炎黄部落集团发展出来的一个“中心”——华夏和一个居于四方的“四裔”组成的五方之民格局。自西晋以降,“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五方格局被打破,漠北、东北、西北等民族在与中原的接触、碰撞、交融中,自我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追溯以黄帝为首的中华民族共祖为先祖,形成了夷夏共祖、以夏自居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和重要路径之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基。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

十六国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分别建立了众多的政权,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政权中延续并且实践着,"华夷共祖"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也在各民族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实践;各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力量。各民族政权的儒家文化认同还是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民族分布区之后的一种文化选择,是游牧民族文化思维向农耕民族文化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同样也是推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精神力量。     

耄耋老人等待“炎黄梦圆”

蒋志平，江苏涟水籍旅台老人，一位94岁高龄、孜孜追求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老人。     

炎黄文化的发祥地——“涿鹿”与“阪泉”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古代圣治之典范。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及近年来对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实物,在厘清传说真相的基础上,着重考证炎黄文化的最早发祥地——河北的"涿鹿"和"阪泉",认为我们的祖先的确在涿鹿一带筑城生活过,也曾在这里多次交战,从而融合成今天的华夏民族,并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之源。     

“炎黄祭典”仪式教育价值的人类学解读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有效方式的非遗“炎黄祭典”仪式,不仅承载着中华儿女对“炎帝”“黄帝”的敬仰,而且仪式折射的精神唤回了教育本真,展演的内容丰富了教育资源,参与者突出的主体地位强化了结构化教育对象的“家国一体”思想,凸显了仪式的结构化教育功能,对于深化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炎黄祭典”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可通过进一步明确“炎黄祭典”仪式直击的教育价值追求,挖掘“炎黄祭典”仪式蕴含的课程资源,发挥受教育者在“炎黄祭典”仪式中的主体地位等途径实现。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思政课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价值与实施策略

高校思政课以促成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为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有效手段。在高校思政课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有利于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促进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有新的生命增长点。同时,它有利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并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家国文化、君子文化都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理念有着深刻的契合,是我们推行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素材。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维和认知特点,并尽量运用自主探究模式促成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认同。     

“北朝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北朝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河北省磁县召开。这次研讨会以北朝史与河北历史文化为主题,对河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提升地域文化品味、强化省内史学工作者的交流机制,具有深远意义。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立足族群认同、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背景,选取历史记忆的理论视角分析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探讨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的相互关系,认为族群边界是能动的,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承载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另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为趋利避害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提供合理化解释。这对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建构族群发展史工作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文化融合与祖先记忆——滇南孔姓彝族人的个案考察

明清时期,滇南地方社会儒家文化兴盛,与各民族传统文化发生融合,并对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产生影响。代表中央王权的临安府与彝族纳楼土司的政治角力亦相伴始终。清乾隆年间,彝族尼苏人中的一支由普姓"恢复"为孔姓,建构孔子祖先记忆。文章依据口述记忆、碑刻墓志铭及田野调查资料,简要勾勒出孔姓彝族人孔氏祖先记忆的社会历史脉络,分析其改姓的行动逻辑,指出这一现象与滇南地方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关,是文化多样性交融的具体体现。     

接受理论视域下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培育路径探索

在接受理论视域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教育内容,有助于提高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度和认同度。文章在厘清接受理论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的基础上,聚焦接受主体、接受媒介和接受客体三要素,认为可以通过课程育人、环境育人、实践育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新空间。     

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与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记忆中储存的古帝王是中华民族凝魂聚气的认同符号。彝族创世史诗对中华古帝王历史记忆的叙述,是在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古帝王谱系及其母题,可以通过源流考论梳理出清晰的关联性。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中华古帝王叙事,由史诗歌手在丧葬仪式、祭天仪式、建房仪式、婚礼庆典等神圣场合世代传唱。这种传唱在族人中激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既是一种认同记忆,也是一种认同资源,是充满智慧的史诗歌手从中华文化中精选出来的认同符号。此种认同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在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是十分有益的。彝族创世史诗不是封闭、自足的"原始性"传统,相关研究应从原生、交流、互鉴三位一体的高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