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农短视频看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激活——以“含山汤猫子”短视频为例

“元宇宙”热潮带动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升级迭代。作为“乡村元宇宙”的重要数字表象,三农短视频是现实乡村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展现,是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媒介和成果。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三农短视频发挥了重要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激活的作用。一方面,三农短视频呈现并建构了数字乡村的空间生产,在数字化展示数字乡村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数字乡村的空间建设;另一方面,三农短视频也经由网络空间媒介发挥了激活乡村文化的作用,主要包括方言文化的数字化激活、田园文化的数字化打造、乡俗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对于三农短视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规范和保障。     

乡村振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难题破解与实现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全面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高度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统筹规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实现全体农民富裕的有力举措与坚实保障,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实现形式,因而亟需在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之下,解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探索以集体经济带动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农民、集体“能人”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主体能力有限,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短板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不对接。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三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人口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陕西省宜君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新人口红利生成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下乡要着眼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和重构乡村产业体系,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为引回返乡青年人才资源、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本回报和延展留守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创造积极条件,进而为催生乡村新人口红利提供多元的路径机制。宜君经验的重要启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核心原则在于处理好外源与内生、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建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

近年来,返乡青年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具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返乡青年呈现较真实的乡村视觉符号,实现了乡村再出场,并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以完成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乡村的在场性;其次,在脱嵌与再嵌入的身份游移过程中,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并不断在自我确认的“自适应”和互动反馈的“他适应”中进行身份调适并实现身份重构;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地方”的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大众围绕短视频互动形成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并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但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使被祛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理想消解现实。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论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民群众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提升农民群众精神风貌,才能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承认,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保障,而且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价值遵循,所以必须突破培育主体重视不够、培育客体动力不足、培育环体相对失衡的困境。对此,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引导作用、全方位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优化社会环境等方法来应对。     

乡村振兴视域下培育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生态先行。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其生产生活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的生态意识,以农民良好的生态意识助推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培育农民生态意识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为了助力乡村振兴,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加强农村生态文明教育;开展农村生态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生产生活新方式;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农民生产生活行为;方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态意识,以农民生态化的生产生活行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语境下三农传播中的关系重构

在我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作为三农传播的“国家队”,三农媒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导力量,实地调研发现,当下三农媒体与其传播对象及其他三农传播主体之间呈现弱关系,不利于其在新语境下履行职责使命。基于此,本研究以关系概念的点、线、面、体连续谱为分析框架,提出三农传播的关系重构思路,即建设“点”、打通“线”、连接“面”、建构“体”。 点、线、面、体在实践层面分别对应媒体的胜任能力、传播中的互动、各传播主体间的互通、结构化的三农传播关系,文章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意涵、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之“三重逻辑”的背景、“三个现代化”的任务与“四项遵循”的原则构成了其基本意涵。立足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在把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现代治理三个基本着力点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性、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当前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更是实现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是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还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支持不到位、多元主体赋能不足等实践困境。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始终要立足国情农情、遵循乡村发展的科学规律,要从优化数字乡村战略的顶层设计、弥合数字鸿沟、夯实数字乡村人才支撑等方面进行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

建设数字国家已成为全球共识,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通过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的深层原因,深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的价值内涵、生成逻辑和内在要求,进而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综合性实践路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持续双向赋能以加速乡村经济文化产业迭代升级,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地方主流媒体短视频如何转型

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蓬勃发展，引领信息传播进入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给处于“央”字号新媒体和商业聚合平台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地方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作为宣传舆论的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牢固树立视频化思维，着力推进短视频转型，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重心、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准心，积极探索“视频化、智能化、立体化、媒介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破圈”。     

被展示的流传物：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俗叙事”及其表征逻辑

展示乡俗是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重要内容，其表征了一种新的民俗文化叙事范式。乡俗是作为历史流传物置入到由短视频所构建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语境之中，进而发生意义生产与变更的。从可读的流传物到可看的流传物的转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这使乡俗成为了景观生产与视觉展演活动，并导向了一种以参与、体验、消费乡俗为内容的视觉场景和以观看乡村文化为本质的视觉生活形态的出场。乡村想象对受众日常的构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想象活动的蔓延使乡村文化成为了视觉怀旧的领域，并孕育出了一种以乡愁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短视频文化与乡俗的耦合既推动了乡村文化的振兴与革新，也谱写了一种新的情感民族志，对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民族(乡民)生活世界变迁有积极意义。但短视频文化对乡俗的生产也要避免被资本、媒体等裹挟，维护其价值正义应当坚持乡俗的活态性文化定位，坚持诠释学关系与美学意识作为再生机制，坚持间性关系与伦理意识的调解作用。     

数字文化逻辑下短视频对影视作品的“再媒介化”研究

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再媒介化”不啻于内容的直接移植,并且蕴含了媒介之间信息组织逻辑和视觉呈现方式的辩证协作过程。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娱乐的视听文化资源,在技术赋能和网络空间的收编下逐渐成为可供短视频制作者操作的数据集,进一步,以资源重组的方式完成短视频化书写,这种数据库逻辑是数字文化时代“再媒介化”的底层架构系统。另外,短视频作为一种数字文化的交互界面,具备“超媒介性”的文化特征,影视作品的短视频化也意味着将旧有视听资源导入到多媒介信息呈现和动态性共生网络的数字媒介环境中。     

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