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尚力思潮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界,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尚力尚武思潮,它发轫于严复的“鼓民力”,经谭嗣同、梁启超、蔡锷、毛泽东、鲁迅、陈独秀等,直到战国策派。这股长达半个世纪的尚力思潮,破天荒地打破了中国士林尚文轻武反力的柔性传统,第一次把感性生命的“力”推进军事体育(军国民主义思潮为代表)、文学(五四感性启蒙)、文化哲学(战国策派)诸领域,并进入到操作行动层面,从而导致近现代中国一代阳刚型知识群的崛起,写下了近代文化史上最富色彩的一页。     

地缘政治与战国策派考论

现今的地缘政治及其理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战国策派移入中国的。战国策派将二战时期的世界看成是战国时代的重演,将抗战的现实需要、人们的主观认同和应对挑战之策三者融合在一起,从而将地缘政治理论引入中国,目的是挽救民族危机。战国策派与地缘政治理论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战国策派的理论和学术贡献终于获得公正的评价,地缘政治研究也冲破了意识形态紧身衣的束缚,重新登上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舞台。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

1979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端行为。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

近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问题的讨论,这是个长期来没有认真探讨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流派的文章中,大多要提到三十年代初崛起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遗憾的是它往往被套上“反动”、“逆流”的枷锁。几乎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目中“现代派”就成了一股与“左联”背道而驰的反动流派。然而,“现代派”究竟是什么人组成,代表作是那些作品,他们的主张如何,政治倾向怎么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生派”

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和流派问题,不能不探讨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人生派”。“人生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出现最早,队伍最广,而且成就和贡献也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派,也是并不过分的。所谓“人生派”,似乎可以有狭义和广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派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

民族自决概念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派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他们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藏独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派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论严复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

在清末改造国民性思潮中 ,严复首次提出了国民“恶根性”问题 ,本文从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改造方法等方面对戊戌时期严复关于国民“恶根性”的批判与改造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认为 ,严复站在中西对比的高度对国民“恶根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对国人中某些阶层、群体存在的“恶根性”的批判 ,对其形成原因所作的探讨则是比较深刻的。他主张改造国民“恶根性”从改造传统教育着手的思想虽然只是站在传统经济结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反传统 ,具有片面性和不彻底性 ,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窜改“悖论”词义?──兼略论“破产”“失效”之说

“说说者”停论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被誉为“修论的老祖父”，也被认为是形式上最简单，但是最难消解的一个悻论。在西方本世纪30年代之前，“停论”曾掀起过第一次研究热潮，70年代以来又掀起第二次研究热潮。我国近10多年来也渐渐拉起研究热潮，并且有不少论者看到近百年来西方形式派无法消解和说明“说谎者”和“集会论”等修论，于是另僻瞑径，提出以辩证唯物主义或黑格尔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和消解悻论，发表大量有关的文章，包括区分“逻辑”与“辩证”两类矛盾的文章，和“淳论”由什么矛盾构成的文章；也有辩证派、形式派混合观点的…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1930年代初，王礼锡、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读书杂志派”。在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不仅以学术探讨和思想论战构建其对中国前途的一套看法，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其对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国家问题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归于失败，但其坚守中道、理性立场，兼容并包各种思潮，始终秉持民族主义思想，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国维“造境”、“写境”本源考实--兼论“境界”说的概念使用特点及理论建构模式

在王国维之前,“造境”与“写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使用虽不很普遍,但意指虚构与写实两种不同创作风格,却是十分明确的。王国维揭出这对概念是为了对接与证解西方文论中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这是典型的“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法”,或者说中西概念的互相参证。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王国维使用的“理想派”、“写实派”及其相关概念是西方最一般的美学理论,与叔本华或席勒的美学不存在直接关系,那种将“境界”说与叔本华或席勒美学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境界”说亦中亦西的概念使用特点与理论建构模式,是晚清西学“格义”的直接产物,也是晚清文论转型与理论重构的一个基本特点。